[ 謝維雁 ]——(2003-3-19) / 已閱65030次
產(chǎn)物”到“憲法表現(xiàn)階級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
恩格斯關于國家定義的經(jīng)典表述是：“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
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diào)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
些對立面，這些經(jīng)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
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
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nèi)；這種從社會中產(chǎn)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
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恩格斯的定義包含了平衡論的基本要點。階級矛盾
不可調(diào)和，意味著數(shù)個獨立而且對抗著的階級的存在；國家——這種把沖突保持
在“秩序”范圍之內(nèi)且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就是這些獨立且對抗著的階級
達成平衡的狀態(tài)。可以說，在恩格斯那里，國家即意味著平衡——統(tǒng)治階級與被
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平衡（當然，這只是暫時的）。列寧對憲法的理解也包含著平衡
的意味。他說，“什么是憲法？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真正承認這些
權利的保證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意識到并且善于爭取這些權利的各階級的力
量。” 他還進一步認為，“憲法的實質(zhì)在于：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于選舉代
議機關的選舉權的權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現(xiàn)了階級斗爭中各種力量的實際對比關
系。” 我國學者把“階級力量對比關系”擴展為“政治力量對比關系”：“法歸根
結底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表現(xiàn)，反映了一國當時的政治力量對比關系。由于憲法所
規(guī)定的是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最根本性的問題，因而它是一國政治力量對比關
系的全面、集中表現(xiàn)，是統(tǒng)治階級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 無論憲法
是“階級力量對比關系”還是“政治力量對比關系”的體現(xiàn)，都表明：憲法具有
“妥協(xié)性”。 所謂“妥協(xié)性”，就意味著以各自擁有的力量為基礎的各階級或各
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憲法的學說是富有啟
發(fā)的。但我國傳統(tǒng)政治學和憲法學對恩格斯和列寧的這些經(jīng)典表述僅僅停留在基
于階級斗爭或意識形態(tài)的片面理解上，而沒有全面、準確把握其中的真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著述中仍然保留了這一認知模式。哈貝馬斯，作
為法蘭克福學派——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
流派——中的重要人物，提出了一個極具平衡意味的概念即“商議政治” �！吧�
議政治”的設想是哈貝馬斯在批判所謂民主的“自由主義”模式和“共和主義”
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他看來，“商議政治”依賴于一個直覺，“即不只是在
理論問題上，而且在實際問題上，參與者通過矛盾和商談的辯論在原則上達成一
致”。要在有爭議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問題上取得意見統(tǒng)一，“必須由參與者本身
通過正反兩方面的論證，也就是用商談爭論的方法可以達成這種統(tǒng)一——而且是
在意識到結論的暫時性和可錯性的情況下�！� “商議政治”這一概念的前提是，
“在多元文化社會里，在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目的的背后，一般都隱藏著一些利
益和價值取向”，“這些利益和價值取向在共同體內(nèi)部相互沖突，不會有什么達成
共識的可能”。 這些沖突著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它們需要一種平衡�！� 哈貝馬
斯進一步論證，“這種利益的平衡是作為依靠權力潛能和核準潛能的政黨之間的
協(xié)商而實現(xiàn)的”，而且，“這種方式的談判必定是以合作意愿、即以在注意游戲規(guī)
則的情況下爭取達到結果的意志為前提的”。 “商議政治”的概念為我們描繪了
一種在尊重規(guī)則和程序前提下實現(xiàn)平衡的制度化過程。
2、契約精神：社會契約論對近現(xiàn)代平衡憲政的理性建構
一般認為，英國的政治機構通常分為立法、執(zhí)法或行政、司法三部分。但促
使實行這種三分法的不是政治理論，而是政治經(jīng)驗、邏輯以及某些偶然事件。如
前述，憲政的平衡理念在英國的承傳也非源自理論，而是因于經(jīng)驗。對平衡理念
進行完整闡釋的，則首推社會契約論，特別是其中三權分立學說。事實上，社會
契約論在一定意義上正是以英國的憲政實踐為摹本的，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
神》中用大量的篇幅研究英國的政制，孟氏的許多結論就來自于對英國政制的研
究。
早在古希臘時代，智者派中的奴隸主民主派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就堅持一種被
稱為“約定論”的觀點，認為，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是人為的，人們彼此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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