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衛平 ]——(2002-6-8) / 已閱49248次
社會科學理論全盤移植過程中，法律領域內側應性、介紹性研究而已。民事訴訟程序的最簡化、柔軟化是
當時民事訴訟政策的基本要求，因此，粗放、簡化的訴訟程序不可能對訴訟理論研究提出較高的要求。
更談不上訴訟理論的體系化研究。我國民事訴訟法學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命運與其他法學學科一
樣，在50年代畫出一道不大的拋物線后，便基本消失在地平線上了。
在沉寂幾十年后，中國法制的重建使中國民事訴訟法終于以“試行”的面目實施了。《民事訴訟法
（試行）》的頒布實施，促進了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再生和發育。對民事訴訟法條文的闡釋是民事訴訟法
實施的直接準備，即使是最簡單的平面闡釋，也要求在理論上加以說明。由于我國本無現成的理論，此
時，闡釋者所依據的理論就只能借助于原蘇聯的民事訴訟理論；而且民事訴訟法立法在基本模式的構
架上是以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為參照的。因此，運用與該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適應的理論來加
以闡釋也是合符邏輯的．為了滿足全面闡釋的需要，還要求學者們從體系上對整個民事訴訟法的內容和
結構進行理論說明。因此，自覺地全盤移植原蘇聯民事訴訟的理論體系，實際上成為一種必要的行為。這
種移植和接受的結果，表現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相繼出版的幾本具有權威性的民事訴訟法教科書。
現在看來也許會覺得它們還顯得不那么豐滿和厚重，但在民事訴訟法試行的當時亦屬不易，對于民惠
訴訟法的貫徹實施無疑是雪中送炭。此時，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已經完成對原蘇聯民事訴訟法學理論
體系的移植。到目前為止，我國民事訴訟法理論從基本體系結構上看并未突破這些教科書所樹立的體系
結構。
從傳統模式而言，無論何種理論體系的建立總是希望具有自己的特色，越具有自身的特色，便越顯
現出該理論體系的價值。然而這常常只是人們的愿望而且，理論體系的建立必須具備諸多主客觀條件，
需要相當長的智識積淀，要求具備良好的理性文化環境，經過認知理論的鋪墊、融合、借鑒才能夠鑄造
出具有彼此有機內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客觀地講，就我國的理性認知環境和條件下，獨立地生成一種
完全屬于自己的現代民事訴訟理論體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我國民事理論
尚未體系化，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所謂尚未體系化，這大概是指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沒有建立起完
全具有我國特色的民事訴訟理論體系；二是民事訴訟理論體系還存在不整合、殘缺的現象。要說第一種
情況，則大概在很長的時期內也無法實現。第二種情況則是在肯定已經存在體系的前提下指出其體系自
身的不足，與體系是否建立沒有關系。正是因為在我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已經存在，才使對這種理論體
系的評價和對該體系變化發展的論述具有了前提。
我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化過程已經完成。這一過程是通過對原蘇聯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移植、借
鑒的方法予以實現的。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其理論基礎是訴和訴權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架構了原則體系
理論、訴訟法律關系理論、訴訟主體理論、訴訟行為
理論、訴的變化分類和種類、訴的主體和訴的客體合并理論（具體體現為共同訴訟、第三人訴訟、反訴等
等具體訴訟形式）、證據理論、判決理論和執行理論，從而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
這套理論體系是從原蘇聯移植而來的，但該理論體系的外殼和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則并不是在原
蘇聯自生的。不過是因自己國家的歷史延續，通過俄國對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繼受揚棄了的
理論體系。原蘇聯在保留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結構和若干理論板塊的同時，對大陸法系民事
訴訟理論體系進行了形式上和實質上的改造。在形式上的改造性移植方面，對訴和訴權的理論、訴訟法
律關系理論、訴的變化、分類和種類等等都予以保留，篩掉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中認為比較晦澀
的理論板塊，如當事人適格理論、既判力理論等等。盡管按照自己的意志過濾了某些本與其他理論板塊
協調配套的理論板塊，但還沒有完全影響其民事訴訟理論的體系化。在質的改造方面，主要是以國家干
預為基本指導思想，調整了當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地位和作用，強化了法院作為裁判者在
民事訴訟中的職權作用。在民事訴訟理論體系上，原蘇聯并沒有直接抽掉該體系結構的理論基礎，在民
事訴訟理論體系的基本形式結構上，仍然大致保留了整個體系的完整性。對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體
系質的改造，具體是通過對基本原則的重新解釋來實現的。基本原則雖然是一種制度性的規范，但基本
原則作為民事訴訟體制中的基本規范，對民事訴訟體制的運行有重大的影響，又由于民事訴訟理論與
民事訴訟體制的相互關系。因此，對基本原則的理論闡釋也將對整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起統合協調詐
用。
改造是直接針對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最基本的兩個原則——辯論原則（辯論主義）和處分原則（處
分權主義）。改造的結果是完全抽掉了辯論原則的內核，對處分原則于以了實質上的否定。大陸法系民事
訴訟辯論原則在性質上屬于一種約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規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含義：“其
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院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
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根據；其二，法院應將當事人沒有爭執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三，法院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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