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94849次
訴訟時效的有關規定與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下列民事行為無效：（七）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之規定相矛盾，具體矛盾筆者在下面第四章進行論述。
二、訴訟時效制度的消極影響
（一）宏觀方面
1、立法層面的影響。訴訟時效制度違背中國倫理道德，超越國情、民情的歷史階段。在國外，時效制度從羅馬法確立已兩千余年，民眾了解，故有其適用之傳統、民情基礎。中國則完全不同，幾千年未有時效制度。故傳統觀念認為“父債子償”、“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此觀念影響中國民眾幾千年，根深蒂固。訴訟時效制度，把傳統道德觀念瞬間推翻，這一法律移植有考慮欠周之嫌——中國幅員廣闊，國情、民情極為復雜，法律的滯后性、普法工作的落后性已大大制約此制度的推廣和普及，加上傳統觀念及中國民眾厭訴心理的影響，使普通老百姓極不適應，致實務中超過訴訟時效的案件比比皆是。
2、社會層面的影響。因義務人提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法院就不支持權利人訴請，久而久之，義務人形成錯誤理解，認為對超過時效的債務可不償還，僥幸心理滋長，甚至不惜溫言軟語、連哄帶騙、日復一日地推脫，一旦拖過訴訟時效，立馬翻臉不認人，并認為不償還理所應當。人性本有貪婪一面，中國普通民眾亦愛貪便宜，當己欠債不還而權利人卻無可奈何、無技可施時，義務人不僅會心安理得，使其負罪感、內疚感消失殆盡，且會洋洋得意，不可避免地會向親戚、朋友、同事大肆宣揚己之拖債、躲債最后脫債之技巧，不斷侵蝕、滲透、削弱和消滅著中國民眾的誠信觀念。此現象大量存在，使法律所具之指引、評價、預測和教育作用完全指向相反方面，產生極其重大而深遠的負面影響，對整個社會的危害罄竹難書。最令人堪憂者，此情況還在繼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常有人大聲疾呼中國人之誠信每況愈下，卻從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訴訟時效制度問題。筆者認為，此制度雖非罪魁禍首，亦難辭其咎。
（二）微觀層面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對權利人的影響上。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受法律保護，卻不受法院保護，使訴訟時效制度成讓權利人哭笑不得的制度——拿到法院駁回其訴請之判決書，無疑宣判了涉案債權“死刑”，只能欲哭無淚、救濟無門、自認倒霉。連死刑法律尚規定死刑復核制度，甚至在執行前發現有問題，須停止執行，重新審查。但對訴訟時效，法律對權利人卻僅以一紙判決了之，未再規定其他再救濟途徑，任權利人自生自滅，太殘酷了。專家學者、在校學生對此問題不屑一顧，系紙上談兵，不了解普通百姓疾苦，無切膚之痛。
第二節 義務人訴訟行為的可罰性分析
一、傳統救濟的現狀
傳統救濟，即現行的救濟方式和途徑。傳統救濟中，對超過訴訟時效的權利人的起訴，有以下結案方式：
（一）義務人未提出訴訟時效問題
1、缺席審理。義務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亦未提交書面答辯狀，或雖到庭，但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均視為放棄答辯、抗辯和質證權利，依時效新解釋第三條“當事人未提出訴訟時效抗辯，人民法院不應對訴訟時效問題進行釋明及主動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進行裁判。”之規定，法院不主動審查訴訟時效問題，再依照民訴法第一百三十條“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之規定，可徑行判決義務人履行。
2、或調或判。義務人到庭參加訴訟，但未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法院可調解，調解不成徑行判決義務人履行。
（二）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
1、調解。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但最終調解結案。
2、撤訴。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權利人感證據不足而申請撤訴，最終法院裁定準許而結案。
3、判決駁回權利人訴請。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且拒絕調解，法院最終只能駁回權利人訴請。
很明顯，會致權利人敗訴的、有必要再救濟的僅第五種結案方式，前四種結案方式本文均不討論，僅討論第五種結案方式中義務人的行為是否可罰。為方便敘述，筆者引入一概念——拒調時效抗辯，此系為敘述方便而創之組合詞，指權利人起訴后，義務人提出訴訟時效問題以抗辯且不同意調解。很明顯，該行為后果必致法院判決駁回權利人訴請，是第五種結案方式的唯一成因。
二、訴訟行為的可罰性
刑法第六章第二節“妨礙司法罪”規定有十余種訴訟中的可罰行為，可見訴訟中的不當行為可引發另一案件。民訴中是否亦然？然也，如民訴法第九十六條“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財產保全所遭受的損失。”規定之情形，依不告不理原則，如申請人財產保全申請確給被申請人造成損失，亦應當另行起訴。
三、義務人是否享有訴訟時效抗辯權
關于此，理論界頗有爭議。
1、隱藏的否定觀。梁彗星采“訴權消滅主義”[43]，認為超過訴訟時效的，勝訴權消滅，至于義務人是否取得拒絕履行抗辯權未見論述。但從其主張“訴權消滅主義”看，應否認“抗辯權發生主義”，故應視為其否認義務人取得拒絕履行抗辯權。2、明確的肯定觀。魏振瀛采“抗辯權發生主義”，認為“中國立法和司法解釋采抗辯權發生主義”[44]。王利民認為訴訟時效期限屆滿后，義務人取得時效利益，可以不履行義務，“訴訟時效屆滿后，作為時效完成的直接效果是義務人取得時效抗辯權”，且該時效利益受法律保護[45]。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楊立新、王軼、程嘯等人，主張“本書認為，訴訟時效屆滿的后果應采納抗辯權發生主義”[46]。3、隱藏的折衷觀。馬俊駒、余延滿認為“訴訟時效完成的效力是導致抗辯權的發生，而一旦義務人行使了抗辯權，則導致請求權的消滅”[47]。從該論述可看出，該觀點認為義務人僅取得程序上的抗辯權，可導致權利人請求權消滅而敗訴，但未取得實體抗辯權。
筆者認為，梁彗星的觀點最符合中國訴訟時效制度的現狀。主張義務人有訴訟時效抗辯權值得商榷。
第一，因中國未規定消滅實體權利，故義務人不可能享有拒絕履行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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