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94842次
第八章 時效制度的完善
基礎時效、財產權減損時效、再救濟時效、不變期間
通過前面的論述，中國的訴訟時效制度已問題重重，國外亦難獨善其身，都可能因本文成為一紙空文。而時效制度有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維護既定法律秩序的穩定、有利于證據的收集和判斷并及時解決糾紛等諸多有益的功能，故時效制度已為當今世界各國所普遍確立。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不應推翻之，而應完善之。
第一節 完善中國時效制過程中度存在的問題
一、完善的緊迫性
國外立法已無法成為我們可資借鑒的對象，決定了中國在時效問題上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且，因為筆者之前創作的《訴訟時效制度之死（一）——論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再救濟》和《訴訟時效制度之死（二）——再論超過訴訟時效債權的救濟》兩篇論文已公開發表于網上，使本文第三、四、五、六章的內容已大部為公眾所知，這就將中國訴訟時效制度首先推向了紊亂的風口浪尖，使改革刻不容緩，否則本文第六章第三節所述的幾種情形完全可能發生。
二、完善的艱巨性
從本文的論述看，中國的時效制度，首先，是與憲法相沖突；其次，是與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相沖突。從而使權利人可以利用這兩種沖突在第一次起訴中實現直接救濟，越過訴訟時效。故欲維護時效制度，第一步必先消除這兩種沖突。這意味著有可能要對憲法、民法通則這兩部極具份量的法律進行修改，依中國立法法的規定，極為不易，最關鍵者不知如何改。
（一）關于與憲法的沖突
因多年來人民要求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的呼聲日高，為順應民心，中國才剛于2004年通過了第二十二條憲法修正案，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寫入憲法。總不可能現又學德國般規定財產權“其內容與限制由法律規定之”吧？那也太兒戲了，如不改憲法，又必將象法、日般，無法解決時效制度與憲法的沖突，除非廢除時效制度。
（二）時效制度與“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沖突
這同樣無法解決，首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之行為不僅在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有規定，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同樣規定為無效。這導致如欲將此種“無效”情形廢除，須同時修改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兩部重量級的法，且此廢除在立法上能獲通過之可能性亦極低。
其次，如學德、臺般，明確賦予義務人拒絕履行抗辯權，又將與憲法相違背，與民法通則確立時效制度的“不鼓勵不勞而獲”的初衷和立法精神相違背，與誠實信用原則想違背。
依筆者第四章的理論，此沖突即便不改，義務人亦可通過訴訟技巧規避，但隨本文的面世，此規避行為的目的也將昭然若揭，亦變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之行為。
三、如何應對再救濟的三種訴
通過第七章的分析，筆者創設的三種再救濟之訴，至少兩種民事訴訟在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各國、各地區都可能成立，那中國的法律將如何修改才能阻止之？在筆者看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決定了所有關于訴訟時效修改的努力都可能歸于無用。
第二節 走出困境之立法構想
筆者認為，欲走出困境，應回到時效制度立法思想的產生和演變過程中去尋找答案。通過本文第一、第二章的論述，筆者最終將中國訴訟時效制度成立的立法思想和基礎定位為“在時效期限內不作為則推定拋棄”。可見，時效制度最大的困境，在于認定權利人拋棄權利是據其在時效期限內不作為、不主張權利而作出的推定，此推定僅日本敢宣稱成立。故筆者認為，鑰匙就在于如何使此推定成立？筆者終發現，筆者所創設的三種再救濟之訴即可用利器,據此，筆者構想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為彌補現行訴訟時效制度之不足，特制定本解釋。
第二條 將時效分為三個階段：基礎時效、財產權減損時效、再救濟時效。
基礎時效，即現行之訴訟時效。
財產權減損時效，即從基礎時效屆滿之日起至權利人起訴之日止的期間。
再救濟時效，即從權利人直接救濟之判決書生效之日起至提起再救濟之訴之日止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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