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琦 ]——(2009-9-6) / 已閱21989次
（二）、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最新解釋的出臺，標志著我國人格權的法律保護有了重大發展。
1、從法律適用上來看，賠償數額的法律依據有《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法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
2.對于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應把握嚴格的條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由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精神損害提起的賠償之訴，它與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畢竟有不同之處，且并不是被害人等提起的所有的精神損害賠償之訴，均予以賠償。所以為保證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實踐中正確運用，可以規定較嚴格的適用條件，考慮其主要適用條件如下：
（1）參照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第84條的規定，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精神損害賠償訴訟的主體只能是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2）侵權人主觀上具有過錯，而且達到嚴重的程度。對于“嚴重的程度”的理解，應限于故意或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
（3）客觀上要求有侵權行為，并且該行為造成被害人精神上的嚴重損害。
3、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問題。
（1）、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計算甚為重要，而其確定標準又相當困難，迄今未有一個國家立法上有非常明確之規定。究其原因，一是因為精神損害程度很難量化，難以用物理手段精確衡量，同時又難以被別人準確感知。現代科技業已十分發達，但仍難以實現對精神痛苦的量化測定和對精神利益的價值評估。二是抽象的人和事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社會中的人和事都是具體的、生動的，千變萬化，情況各異，即使對同樣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損害要素的多元性、易變性、難測性等，決定了法律無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規定的詳盡無遺，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不一，要在全國制定統一的賠償標準顯然是不現實的。所以說希望完全依靠立法對精神損害賠償做出統一標準來解決數額計算的想法在認識論、方法論上陷入了誤區。這種觀點認為只有成文法才是法律的唯一淵源，而事實上法典崇拜的時代早已過去，即使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的主導性地位也日益顯現，法院的解釋和判例成為彌補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形式。在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不斷總結經驗，通過發布解釋的方式對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標準進行修正、發展。司法實踐中法官在個案中的影響有時非常明顯。因此，在確定精神害賠償數額的標準時應摒棄對成文立法的奢望，而應立足于豐富多彩的司法審判實踐，通過法官的司法解釋和個案的自由裁量，合理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
（2）、應從當事人接受和法官認為適當兩方面來予以考慮。對于精神這種無形的、超越物質的東西所遭受的損害，金錢只能起到一種撫慰的作用，而永遠無法真正補償精神上的極度痛苦。所以在立法上無法也沒有必要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上下限，而是應該在個案中，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如侵權人的過錯程度、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程度、訴訟地經濟狀況等來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具體數額。比如兩個基本情況完全一致的案件，由于受害人身份或訴訟地經濟狀況等情況不同，而導致兩個判決最終確定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相差懸殊，但只要法官認為適當且當事人表示接受，則我們就認為它就是合理的，因為它已經起到安撫被害人的作用。
（３）、可以參照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可見，法律對由國家行為造成的人身自由權侵害、生命權侵害和扶養請求權侵害，有具體的精神損害賠償規定。這雖然是國家賠償標準，但筆者認為，對侵害人身自由權、生命權的刑事犯罪的精神損害賠償，完全可以借鑒此法中對公民精神權利的立法保護。
綜上所述，立法規定刑事案件的賠償權利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有現時的重大意義，有利于最大限度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給其在精神上予以撫慰并救濟其家庭因巨大不幸而遭受的經濟困難，并可以此消除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動蕩的隱患。同時可以有利于保證國家執法尺度的統一，避免了賠償義務人存有僥幸心理，使被告人受到應有的處罰情況從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國家的司法公正，樹立起法律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尊嚴。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53頁。
傅達林著：《精神損害賠償入法標志被害人權利歸位》，檢察日報2009年1月8日， 第四段。
周念軍、郭曉彤著：《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2006年11月22日，第三頁。
周念軍、郭曉彤著：《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2006年11月22日，第一頁。
陳陽陽著：《全國首例貞操權案被駁回》，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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