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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內容簡介

本書以當事人證明權的實現為中心，系統闡述了書證收集在民事訴訟歷史沿革中的三種理想模式以及相關制度運行的國際趨勢，實證調研了我國書證收集的現狀，總結并分析了我國書證收集制度中存在的當事人舉證責任強化與取證權利的虛置、法官擁有強大的調查取證的權力與動力不足的錯位、律師取證手段的單一與乏力以及私人取證的市場需求旺盛與制度供給不足的緊張四類矛盾及其成因，提出應遵行“從技術到制度”的“相對合理主義”的思路，在現行證據調查令的基礎上，通過汲取書證開示和文書提出命令等制度程序保障的理論內涵，配合我國當前的證據交換制度，以提升當事人事證收集能力為要旨，并有效衡平相對人的特權保護，來構建“權利主導”型文書收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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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友好
男，安徽壽縣人。2004年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2007年畢業于四川大學訴訟法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在《法律科學》、《法商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并獲首屆全國訴訟法學中青年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和第三屆陳光中訴訟法學獎。現為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教師，廣東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圖書目錄

序
導論
一、選題背景及寫作進路
二、關于證據收集與證據調查的思辨
三、為什么是書證(documents)
第一章 模式選擇及其理論基礎
一、權力主導模式
(一)糾問式訴訟
(二)馬錫五審判方式
(三)蘇維埃民事訴訟
二、義務主導模式
(一)思想淵源
(二)功能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