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博士的這本書對中國經濟具有重大的價值。簡單地說，它指出了美式（更大程度上是歐式）反壟斷法的種種圈套和謬誤，而許多國家正在生搬硬套這種反壟斷法。只要讀完這本著作，你就會奇怪在經濟科學當道的年代竟然還有如此錯漏百出的東西，而且還會驚嘆其它國家竟然還會對這趟混水趨之若騖。
兆豐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闡釋為什么一系列的現象——諸如企業擴大規模、鎖定轉售價格、企業縱向整合、低于成本定價、價格歧視和多種類型的合并——其實都是促進競爭和有益經濟的行為。不幸的是，用來解釋這些好處的這些強有力的經濟邏輯，以前并不總是被人理解。美國的反壟斷法始于1890年，但兆豐所介紹的這些令人折服的解釋，許多是到了20世紀后半葉才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成形的；而盡管美國的法院在過去這些年里已經開始重塑反壟斷法，以求體現這些新知識，但其他國家的法院和管制者卻似乎要讓智力的時鐘定格在1950年附近，而那恰恰是反壟斷思維荒誕不經的高峰期。
所以盡管這幾十年來，通過競爭性的市場來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已經滲透到政治和經濟思辨的每個角落，但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反壟斷思維，卻恰恰在那些聲稱要發揮市場經濟的最大效用的國家里大行其道。兆豐在解釋這一現象時，最大限度地運用了對經濟問題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這個現象的第一個根源，也是經常被低估的根源，就是經濟學無知。政策制定者（以及他們的擁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則，他們就應該更鐘情于1950年代后的反壟斷司法實踐，而不是1950年代前的理論。為了細述經濟學新知的重要性，兆豐詳細介紹了在美國法學院以“法與經濟學”馳名的學術運動的演變歷程。那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學術進步。這個領域的研究不僅影響了法學教授和經濟學家，而且還對美國聯邦法庭的法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大部分的反壟斷實踐就是在聯邦法庭里進行的。對政策制定者進行教育的活動，其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因為如果缺少了這些新知，反壟斷的圖景里就不可能出現深刻的改進。
但是，用“無知”來進行解釋，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即它無法解釋政客和管制者為什么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而不是別的問題上犯傻。于是，兆豐闖入了一個在反壟斷學術圈內罕有人談及的領域，而這個領域對解釋反壟斷世界里的許多現象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領域。這個領域的主題，即“對政治行為作經濟學分析”，本身就屬于新近的研究成果，雖然它的框架已經越來越形式化和趨于完整了。現在，通過運用經濟分析工具，深化對現代美國反壟斷的理解，我們才開始明白政客和管制者的個人利益如何符合邏輯地（盡管這對社會是不利的）驅使他們傾向于老式的反壟斷政策。
這本書將掀掉讀者頭上的蒙眼布，把錯誤最初是怎么產生的、以及它們為什么至今還揮之不去解釋得一清二楚。任何一個走完這個思想歷程的人，都會深深地懷疑反壟斷法究竟對社會有什么好處。但是，即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執迷不悟和一意孤行，我們也至少知道該如何緩解其決策的惡劣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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