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20世紀60年代，挾現代化浪潮之勢，一批發達國家的法律學者，還有一些律師以及政治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致力于將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和法律制度輸出到發展中國家。這一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頗具規模的社會實驗，便是所謂法律與發展運動。然而，雄心勃勃的法律與發展運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因此，到了70年代中期。在一片批評和反省聲中，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便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了。
進入90年代，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勢頭強勁，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主題。跨國資本在全世界流動，欠發達國家通過改革和吸引外資來謀求發展，國際經濟組織則以法治和良治為援助的條件。在此背景之下，出現了又一輪法律與發展浪潮。新的法律與發展運動更多著眼于經濟發展，但它們同樣相信正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產權與合同法——在社會與經濟變革中的重要作用。中國的改革正好與這一浪潮相呼應。
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一開始就包含了法律和“以經濟為核心的”發展的雙重目標。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日漸深入，法律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和承認。法律促進發展，發展離不開法律。法律要為發展“保駕護航”。這類信念不僅流行于學者、媒體和社會公眾當中，也是改革時期立法、司法以及政策制定的根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法律與發展的巨大實驗場，漢語學術界中專注于這一主題的研究幾乎闕如，對國際間相關研究的介紹也少而分散。實際上，法律與發展運動中的各種假定在這里既未受到經驗上的檢驗，也沒有得到理論上的反思。這種情形與中國的改革在法律與發展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極不相稱。
組織翻譯一套法律與發展叢書，首先是為了引起國人對這一主題的了解和關注。為此，選題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主題本身的特點。法律與發展運動自始便與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糾結在一起。當下的法律與發展運動除了延續和發展早期的增長主題和法律移植主題之外，又加入了全球化和社會轉型兩條線索。顯然，要卓有成效地處理這一主題，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和力量都是不夠的。換言之，對這一主題的研究要求多學科、多領域以及跨學科、跨領域的努力。
其次，根據中國當下的發展和需求確定其內容，下面幾個方面被列為重點：(1)法律與發展運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一輪法律與發展浪潮——中涉及的基本問題；(2)法律與發展運動在比較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如拉丁美洲國家、前社會主義國家、東亞、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展開的情況；(3)對法律與發展理論與實踐的反思；(4)與中國當下的改革密切相關的題材。
具體言之，這套譯叢包括以下九種著作。
《發展進程中的國家與法律——第三世界問題的解決和制度變革》是法律與發展領域中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該書的兩位作者是法律與發展運動的參與者，曾經在非洲多個國家教授法律達十一年之久，并以聯合國咨詢專家身份參與過中國的立法項目。他們試圖透過第三世界國家法律與發展的廣泛實踐，發展出一套法律與發展的理論。
《制度與經濟發展——欠發達和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增長與治理》則是一部新制度經濟學論文集，出自馬里蘭大學著名的“制度改革和非正規部門中心”(IRIS)。收入本書意在突出法律與發展研究與近年來成就非凡的另一種學術傳統即新制度分析之間的聯系。選擇IRIS則是因為，該機構參與了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改革計劃，促成了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變革。本書集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諸領域學者之力，對IRIS的經驗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反思。
《法律的價值——轉軌經濟中的評價》是IRIS的另一部論文集。它集中討論了法律在俄羅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兼及東歐國家和中國。俄羅斯是經常被用來同中國比較的另一種改革和轉型模式，值得特別關注。
Edgardo Buscaglia和William Ratliff合著的《發展中國家的法與經濟學》一書，是繼其《發展的法與經濟學》(1997年)之后的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該書試圖超越法律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通過對法律和司法領域公共政策的考察，用改革的經驗資料來驗證相關的政策主張。其中論及的司法改革、爭議解決機制、腐敗等主題，都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議題。兩位作者在法律與發展方面有大量著述，尤以拉美研究見著．
《全球性解決方案——新法律正統性的產生、輸出與輸人》集合了一批法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輪的法律移植進行了深人討論。本書前幾章集中于理論研究，后面的章節則考察了若干個案，尤其是拉美國家的個案。本書值得關注的除了其中對國際領域和拉美國家的研究之外，還有對于所謂“新法律正統性”的反思。
《第三世界的法律與發展》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全球化挑戰，試圖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提出和解決問題。循著這一思路，作者對發展的概念、法律發生作用的方式、有助于發展的國家制度與國際秩序、以及法學家在其中的作用等問題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對非洲國家的個案研究是本書的另一個特點。
與上面提到的著作不大一樣，《第三世界國家的法律與危機》是一部對法律與發展主題進行批判性審視的文集。關于本書，可以引用Tamanuba書評中的一段話：“‘一本書’由法律與發展研究領域一些最重要的學者新近撰寫的文章組成，它們論及一系列人們關注的主題，從法律理論到憲政、刑法、公益訴訟、國際貿易、債務危機，以及關于發展中國家婦女與法律的若干問題。”(consists of recent articles byleading law and development scholars on a range of topical subjects．fromlegal theory to cormtitutionalism，criminal law，social action litigation，intemational trade，the debt crisis，and several aspects regardillg women andla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在批判理論的視角之外，對法律與發展主題中婦女問題的關注和發掘也是本書的一個貢獻。
有關法律與發展的討論很少論及發達國家的歷史，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類經驗不值得重視。發達國家歷史上法律與發展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意義，經由Hemando de Soto的出色研究業已得到證明。因此，這套譯叢特別選收負有盛名的美國法律史家James Willard Hurst的《美國史上的市場與法律——各利益間的不同交易方式》一書，旨在擴大視野，豐富對本叢書主題的認識。
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本書是《OECD國家的監管政策——從干預主義到監管治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屬國家均為發達國家，就此而言，將此書列入“法律與發展譯叢”算是一個“創舉”。不過，著眼于近年來中國的改革實踐，無論是制度和機構的革新(如各種監管機構的設立)，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行(如醫療衛生領域)，或者是法律的刨制和實施(如《行政許可法》)，無不涉及監管主題。可以說，監管問題正是中國當代法律與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OECD國家的監管改革為中國建立自己的監管體系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相關領域的改革具有指導意義。
相對于法律與發展研究領域中已經出版的文獻的數量，譯叢目前的規模遠不足以囊括其中的精華。實際上，由于圖書版權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著作這次未能納人譯叢出版；而因為編輯方針上的側重，一些能夠反映最新發展的文獻如一些國際機構和組織的相關報告也沒有收入譯叢。盡管如此，我們希望并且相信，這套譯叢的出版有助于人們對于法律與發展主題的了解，進而激發人們的興趣去對其中涉及的各種問題展開研究。最終，我們還希望，通過對世界范圍內法律與發展運動經驗教訓的了解和反思，尤其是通過對中國改革實踐切實而深入的研究，法律與發展的主題在這里得到認真對待，并成為中國改革過程中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一個生長點。
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
二零零六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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