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11-5) / 已閱9428次
“注水文憑”現象的經濟學思考
楊 濤
一自考生冒充北大博士生，制造虛假簡歷蒙騙求職單位，被以涉嫌詐騙罪提起公訴。近日，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據悉，因虛假簡歷涉嫌詐騙被提起公訴，在全國尚屬首例。(《新京報》5月8日)
有許多評論者在對這一現象評論時認為，這反映了文憑決定論的弊端，用人單位以文憑決定用人與否，才經常招致騙子頻頻。是的，文憑不可能完全真實反映人的能力的大小，但是，正如和人們常常詬病的高考制度一樣，盡管它們都存在種種弊端，但在社會生活中卻仍然沒有找到能取代它們的其他方法，換句話說，它們無法達到最優，但是迄今為止所能采取的次優選擇。
因為，對于求職者和用人單位來說，都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對于用人單位來說，其判斷求職者是否有能力和勝任工作，無法利用長時間的試用來進行判斷：一則是交易費用太高，因為求職人員太多，無法提供如此之多職位試用，并且可能造成的工作效率損失太大；二則機會成本太高，因為萬一被試用的人不勝任，而可能勝任的人又走了。因此，用人單位只能通過簡單的面試和文憑來決定求職者的取舍，文憑從經濟學意義上講，是一種有效的求職者的能力信息傳遞符號，它證明了一個人有什么樣的的學習履歷和學習成績，而經驗證明有文憑的人比沒有文憑的人在能勝任某種工作上，概率高得多，能大大地減少交易費用和節省機會成本。所以，文憑成為用人單位考察的最重要因素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盡管諸如北大蔡元培先生多次破格招聘教授的事件也屢見不鮮，但那是在他對那些教授知根知底的情形下，也就是掌握信息充足下做出的決定，成本是很小的，對于整個社會招聘活動來說，無法適用。
但是，文憑畢竟只是求職者能力的一個信息傳遞符號，并不能等同于其能力本身。有文憑的人卻能力差的人很多，同樣，沒有文憑的人但能勝任某項工作的人也很多。這就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用人單位要如何排斥那些有文憑而低能者，二是如何公平對待那些無文憑者但有能力者，那位自考生也認為，雖然自己沒有北大學籍，但自己的知識和水平已達到了北大博士水平，如果他說的話是實話，那么他們這一類人又憑什么不能被使用呢？
這就要求用人單位以及全社會都要有建立用文憑來進行評價求職者之外的其他例外的信息搜集制度：一是對于那些有文憑者，也要規定一定的試用期，以及在日后的工作考核不稱職辭退制度，這實際上是在文憑作為評價求職者后的進一步的信息甄別制度，以進一步確定文憑與其能力能否對稱；二是在文憑作為基本評價求職者的因素外，建立利用其他信息傳遞符號來考查求職者能力的制度，以對那些無文憑有能力者給予相對公平，如根據其以往的工作表現、論文的發表的情況、發明創造、其他人的評價等等信息來適當加以錄用，這也能避免無文憑有能力者參與到造假文憑搞欺騙的道路。
不過，現在相對于無文憑有能力者參與到造假文憑，更多的是無文憑又無能力者拿假文憑而混進用人單位，這給文憑作為有效的能力信息傳遞符號帶來扭曲。這里面淺層次的原因在于有效的識別文憑信息系統沒有建立，這要求我們盡快建立全國的文憑相關信息查詢系統，減少文憑作為能力信息傳遞符號的風險；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用人單位特別是許多國有單位完全把文憑作為能力的符號當作能力本身，沒有建立求職者進入單位后的進一步信息甄別制度，假文憑者混進入后，風險極小。
但是，即使是無文憑有能力者造假文憑搞欺騙混入單位，也是絕對不能容忍，正如那位自考生一樣，盡管是否應當接受刑事處罰筆者存在疑義，但筆者認為應當及時清退，并應當給予相應的民事懲罰，即使他真得具備了北大博士水平。因為，這種行為給用人單位帶來極大的道德風險，他能用這樣的欺騙行為進入本單位，其他人也會用各種欺騙手段混進來；他能用這樣的欺騙行為進入本單位，他也會在工作中用其他欺騙手段欺騙單位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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