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10-15) / 已閱7429次
我們該向費老學習什么？
楊 濤
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費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新京報》4月26日）
費孝通逝世的消息一傳開，北大校園BBS截至25日晚10點多，悼念費孝通的帖子已經有300個，列“十大熱門話題第一名”。 作為一名社會學、人類學家，他的貢獻是卓越的，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極其豐富的。他的博士學位畢業論文《江村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人類學實地調查的一個里程碑，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20世紀80年代初，他率先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和針對不同形態的經濟區域進行類型研究的方法。1981年，費孝通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但是，在我看來，費孝通留給我們更難能可貴的精神財富是他的嚴謹的治學精神和他堅持真理的勇氣。
堅持田野調查，經過自己的實地考察和親身感受，獲取第一手的資料，從這些可靠的數據和資料中得出自己獨特的判斷，這是費孝通的治學一貫作風。社會學有兩種研究方式：一種運用資料進行分析，一種是在實地調查，費孝通選擇后者，即便是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后也不例外。費的學生邱澤奇說：費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費很為難。實在去不了現場，費才會讓學生代替去。“我們永遠做不到這一點。”那本讓費孝通獲得世界級榮譽的《江村經濟》，其之所以能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正是費孝通從街巷里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中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從而建立在這基礎上完成了思想飛越。
敢于挑戰權威和流行觀點，堅信自己親身考察所得的結論，敢于堅持真理，這是費孝通治學的又一風格。1957年，費孝通在《重訪江村》中對當時提出的“農業四十條”提出了質疑，因此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上個世紀80年代，費孝通的鄉村工業的觀點又引發了激烈交鋒，他繼續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擺事實、算細賬，堅持自己的看法。
在我們今天的年代，在社會科學的學術界，我們不乏學者、專家，我們的學術著作呈爆炸式地增長，各種學術觀點、論述滿天飛。可是，透過這“繁榮”的學術背后，我們卻看到了無數的泡沫，學者們并不真正潛心于調查研究了，他們追求學術數量和觀點的新穎、奇特，他們的許多結論往往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中：他們不喜歡用事實來論證自己的觀點，熱衷于天馬行空的純粹思辨；他們往往只是引述西方某些經典著作論證自己的觀點，卻很少調查當下中國發生了什么；他們就是利用資料引證自己的觀點，往往也是僅僅引用報紙和他人著作的二手資料，或者對自己遇到的個案當作普遍現象，很少進行艱苦的田野考察，系統地調查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他們往往帶著自己的觀點尋找個別有利于自己的事例，卻很少從調查中來得出自己的結論。因此，我們的學術也許越是“繁榮”，問題卻是越多，因為不恰實際的研究給我們解決問題帶來更多干擾。此外，在學術界內，一些人的觀點緊跟形勢而走，領導人喜歡什么，就講什么，根本就沒有獨立追求真理的學術品格；而一些人又總是在沒有事實依據情形下，固執已見，不肯和不愿承認真理。學術品格的缺失，更讓我們的學術往往建立在海灘上。
毛澤東同志早就諄諄告誡我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古羅馬的賀拉斯說：“真理和美好是我所研究和追求的東西，我將自己的一切都傾注于這一追求之中。”是的，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崎嶇的，學術研究其實是很艱辛的，費孝通堅持實地考察的嚴謹治學精神和堅持真理的勇氣，永遠值得后來者景仰和終生學習。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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