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5-9-24) / 已閱21538次
社會關系的多元化決定了治理方略的多樣化。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二者在內容上相互吸引，在功能上相輔相成，在實施中相互支撐。
（一）相似性
兩種治國方略之所以能同存并用，其條件在于它們是相互聯系和貫通的，表現如下：
第一，兩者都是一種治國方略，都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德治和法治在我國都有相同的經濟基礎——以公有制為核心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同時，“德”與“法”都是調整人們行為的規范系統，都有規范功能，具有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
第二，二者在對象上重疊、相互轉換。德治的對象有時可能是法治的對象。理論和實踐中，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的界線并不十分明顯，有時可以相互轉換，道德規范可以上升為法律規范，法律規范可退而成為道德規范。
第三，兩者的治理目的是一致的。法治和德治都是為了使國家得到有效治理，德治重道德教化，法治重法律調整，其目的都是使社會穩定和有序。
第四，德治需要法治維持，法治需要德治做基礎和目標。德治缺乏強制力，法治的強制力可以補其不足，但法治的強制力只有符合社會公德，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內心認同，才能發揮其積極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法治沒有德治作基礎就會蛻變為人治，法治不以德治為目標，就找不到正確的方向。
第五，德治的非理性需要法治規范，法治的不周延性需要德治補救。德治強調自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非理性行為，往往會超出道德范疇而構成犯罪。法治也不是萬能的，法律一定程度的真空性和功能的有限性，必須由德治來補救。
第六，德治校正法治的善惡失真，法治糾正德治的公平失誤。法治以合法為行為標準，德治以善為行為標準，教導人們棄惡從善。當法治之“法”為惡法時，只要道德在社會調整中被重視，與道德善惡沖突的“惡法”會被道德糾正或取消，此即“常情、常理高于法理”。
第七，德治協調法治的利益失衡，法治限制德治的倫理超限。法治重視權利，以利益調整為機制，但必須符合社會公德，以基本人道為標準，平衡各階層利益。德治重視義務，以善惡為標準，但易超過倫理限度，沒有法治的限制，便會失去社會應有的公平秩序。
（二）相異性
第一，兩者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法治屬于制度上層建筑，德治屬于思想上層建筑。法治屬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設，階級屬性強；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階級屬性相對較弱。法治主要靠法律規范的運用和執行，而德治的關鍵在于道德規范的影響和作用。
第二，二者的存在形式和實施手段不同。法治以權威性、強制性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強調強制和他律，是治標。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是有明確性、機械性和可操作性，實施手段具有強制性和懲罰性。德治所依據的是存在于人們意識之中的道德標準，它反映在人們的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之中，在形式上表現為觀念形態，具有不明確性，易解釋性和非強制性，主要依靠社會成員的自制力以及社會輿論和教育的力量來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強調勸導教育和自律，是治本，實施手段具有非強制性、自制性和勸導性。法治與德治，一個重在強制力，一個重在勸導力；一個是剛性的，一個是柔性的；一個是主外，一個主內；一個懲惡揚善，一個抑惡揚善；一個治標，一個治本，二者相輔相成，剛柔并濟，內外結合，標本兼治。
第三，從社會發展的趨向來看，德治為社會發展的目的所在，法治卻永遠只是社會發展的手段，也就是說，德治是法治的升華，但今天，德治在我國主要是法治的基礎，通過道德教化建構法治文化的精神基礎。因而，德治既是法治的基礎又是法治的升華，是比法治更高層次的治國方略。
第四，二者的作用范圍不同。從時間上看，道德產生先于法律，道德的作用比法律的作用更持久，法律是一歷史范疇，道德是一永恒范疇。道德的作用范圍遠遠大于法律的作用范圍，法治的調整范圍、程度有一定限度，德治所涉及的范圍幾乎包括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法治重在調整行為，德治不僅調整行為，而且對人們的思想、觀念、信仰、內心世界都可提出要求，它不但可以制約人們的公共關系行為，也能制約人們的私人關系行為。
第五，德治與法治的價值有一定沖突。德治追求善的價值，強調社會利益為重，要求主體把社會義務放在首位；法治追求公平、正義價值，強調個人權利，對社會義務的承擔采取于法有據的態度。法治、德治的單方強調，必將犧牲他方價值目標。
法治與與德治作為兩種治國方略，必須兩手抓，兩手硬；德治是基礎和目的，法治是手段；德治必須依法，否則德治失范，法治必須以德，法治沒有道德建設作基礎和目標，法治就缺少前進動力和方向；運用兩種治國方略的關鍵是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健全法律監督體系和道德監督體系。
參考文獻
張文聯 陸福興，《論“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本文觀點的主要來源文章）；
孫延敏，《論當代法治社會“德”與“法”》，《社會科學家》，2001年第4期；
尤俊意，《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治國方略的新探索》，《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3期。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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