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旺翔 ]——(2005-7-10) / 已閱14492次
淺議誘惑偵查
(何旺翔 南京大學法學院 210093)
在警匪片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一房間內，假扮毒品買家的警探正與毒販進行毒品交易，當雙方買賣成交時，假扮買家的警探即亮明身份，隨即一群警察沖入房內，將犯罪分子一網打盡。這一鏡頭成為了警匪片中絕對經典的一刻。同時在實踐中這一方法也成為了警方破案的慣用偵查手段。這種偵查手段在學理上稱為誘惑偵查，即偵查機關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實施某種行為有利可圖為誘餌，暗示或誘使其實施犯罪，待犯罪行為實施或犯罪結果發生后，將其逮捕的特殊偵查手段。盡管誘惑偵查在破獲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可，但在學術界因其有違反憲法以及刑事訴訟法原則，有損國家機關之威信和公民正當權利的嫌疑，而遭到種種非議。
一、 誘惑偵查的產生與發展
誘惑性手段作為正式的偵查手段，始于大革命前的法國。當時路易十四為了維護其統治，而以誘惑偵查作為一項捕捉革命黨人的特殊政策，用來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可以說誘惑偵查的開端是有違法律基本原則和有損公民權利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誘惑偵查手段被引入美國，隨之逐步發展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偵查手段。并歷經四十余年，通過索勒斯案、謝爾曼案等一系列判例形成了所謂陷阱之法理，即以刑罰理論為基礎，認為立法者在制定刑事法規時即排除了追究因警察的誘惑而萌生犯意并實施犯罪的被誘惑者的刑事責任。伴隨著誘惑偵查手段在各國的普遍采用，以及相應的對誘惑偵查的規制機制的建立，學術界對誘惑偵查的研究也隨之深入。
二、 誘惑偵查的實施條件
誘惑偵查學術界又稱其為警察圈套、偵查陷阱，其本身具有兩大特點：一是使用詐術，二是利用對方的某種欲望。因此有學者稱其為“骯臟手段”，認為其有損害國家威信，違反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誘惑偵查的手段在實踐中較常用于在犯罪人之間進行的且無特定被害人的案件中。因該類案件偵破困難，證據收集不易，所以使用該種偵查手段實非無奈之舉。而且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國家在對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以欺騙手段偵查兩者之間進行權衡比較，從而得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價值和政策選擇。因此可以說它是在特定情況下，針對特定的犯罪行為采取的不得已的方法。但這種“不得已”并不是說其具有必然的合法性，它的實施還必須具備特定的條件：
首先，這種偵查手段應該盡量避免，除非其有實施的合理證據和理由。可以采用誘惑偵查手段并不意味著說偵查機關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假扮犯罪分子去誘惑他人犯罪。其前提是在其已掌握一定的證據基礎上，或基于某種特定的理由而相信特定的人有犯罪的可能，只是由于種種限制而無法取得案件偵查上的實質進展時，才無奈選擇此種偵查手段。
其次，犯罪行為人其主觀上具有犯罪傾向，并明知其實施行為的違法性。偵查機關實施誘惑偵查的目的是為了打擊和抑制犯罪，而非制造犯罪，因此任何誘導他人犯罪的行為都應排除在誘惑偵查的合理限度內。只有當犯罪行為人有明確的犯罪意向且明知其行為的違法性時，誘惑偵查才有其有效性。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偵查機關的“誘惑行為”，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種情形下仍會實施該犯罪行為，而且這種犯罪意向來源于犯罪行為人本身，而非偵查機關的“誘導”。
三、 建立對誘惑偵查的規制機制
只有符合上述兩點的誘惑偵查行為才是合法有效的，才是與偵查的客觀真實原則相一致的。但同時由于這種偵查權力極易被濫用，因此采取其它的一些相應措施對其加以規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通過內部監督機制的建立來積極規制這一偵查手段。美國早在1981年就出臺了《關于秘密偵查規則》的法律。因此我們可以借鑒此種方法，來規制這種偵查手段，從而一方面防止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面也明確劃定合法有效的誘惑偵查的范圍。
其次，建立完整的證據排除規則。通過該類規則的建立，在刑事審判中建立最后的一道把關的防線，從而由法院依此規則來排除由非法的誘惑偵查取得的不當的證據，從而消除對犯罪行為人的不公。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的以欺騙手段取得的證據應不包括以合法的誘惑偵查手段所取得的證據。因為這里所指的欺騙手段是指超過法律界限可能導致證據虛假的偵查手段，而誘惑偵查所取得的證據是客觀真實的，只不過在其中偵查人員使犯罪行為人對其身份產生了誤識。
誘惑偵查具有其在特定條件下的優越性，但其實施必須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內，并必須以客觀真實原則為其基本準則。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它的應有功能，從而促進國家對犯罪的打擊控制，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