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倍良 ]——(2005-5-28) / 已閱21361次
再次，實踐證明主要依靠國家強制力建立的“法治”和秩序都將是不穩固的。我們的政府和民眾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立法聽證會、民意調查。如同19世紀以來理性主義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失敗一樣，立法唯理主義、法律工具主義在眼下中國也越來越失去其市場，立法更加科學、合理（雖然仍存在以數量等同于法治的情形，但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在這一點上都更加理性，這是不得不承認的）。
最后，要走出“國家悖論”的困境，有必要引入“社會”這一新的維度。因為，僅僅依靠國家的善意和努力，而沒有社會結構的改變，尤其是沒有社會中間階層和組織的成長，法治的原則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換言之，推進法治事業不單涉及法律本身，而且涉及到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
事實上，經過最近二十年的社會發展，這種立足于傳統又超越傳統、發展中國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想法已不再是一種空洞的構想。一方面，舊的民間社會形態（如村莊、家族和民間宗教組織）的復興，在不同范圍內和不同程度上起到了促進社群利益和地方社會整合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萌芽也在當代社會運動（如消費者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和勞工保護運動）中逐漸形成。
當然，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維度的建立，一方面有賴于國家權力的收縮，即給予社會、個人充分的空間，國家權力只停留在基本的宏觀調控上。在這20多年的時間里，我們看到了這方面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國家逐漸從“全能國家”而轉變成“有限政府”。另一方面，需要促進政府部門與民間社會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并在此基礎上通過運用法律去規范和調整民間組織與民間活動，改善民間組織和民間活動的狀況，既尊重其自主性，又抑制其中可能損害個人和社會的不良傾向。即通過民主方式，一面改造傳統的民間社會形式，一面鼓勵民間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加強“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溝通和連接，通過必要的法律程序建構一個理性的空間，并在其中開展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富有建設性的互動。在這一過程中，達成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適度平衡，完成轉型時期的社會整合。這些將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在中國實行憲政和法治的不可回避的道路。
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正面臨一系列重大問題，要及時和恰當地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明智的決斷，而且需要想象力和創造力。此刻，中國社會的未來是不確定的，這是一個開放的未來，我們必須自己去創造它，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自己去確定現代中國的含義。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我們追求法治的道路從來沒有如此清晰過；我們追求法治的信心從來沒有今天這般堅定過，我們的目標從來沒有這般臨近過……法治話語的流行反映的是對秩序的渴求。然而，秩序的真正形成是整個民族的事業，必須從人們的社會生活中通過反復博弈而發生的合作（廣義的）中發生，因此是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國現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也許是時間……”，“我們的責任只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就是在創造、累積資源”。[21]
2005年5月6日于清華紫荊公寓
【注釋】
[1]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Random House, 1970, p.48.
[2]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86.
[3] 北京網，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5-02-14/1/1423.html
[4] 或許有人會以中國法治水平還不高來為這種現象搪塞，但我們應注意到何謂法治健全？如果以官方立法數量作為健全的標準的話，這是不是一個悖論呢？
[5] 梁治平：“法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建構”，梁治平主編：《法治在中國：制度、話語與實踐》頁84—15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6] 梁治平：“法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建構”，同前注。
[7] L.Fuller把法律定義為“使人類行為受規則統制的事業”，見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Revis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74和106頁；H.L.A.Hart把法律理解為兩種規則的結合，見氏所著The Concept of Law （Clarendon Press,Oxford,1961）。
[8] 蘇力：“變法，法治及本土資源”，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頁3—2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9] 朱蘇力：“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
[10] 羅•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沈宗靈、董世昌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
[11]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同前注。
[12] F.A.馮.哈耶克：“個人主義：真與偽”，《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賈湛、文躍然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23及其注2。
[13] 人民網：“物權法草案文本應符合實際通俗一點”，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9838/39927/2942215.html
[14] 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費孝通區分了橫暴的權力與教化的權力，認為鄉土社會的秩序主要是建立在教化的權力的基礎之上。其他人如孫中山或梁漱溟所談到的傳統社會中的自由，也可以在這樣的意義上來理解。
[15] 在漢語學術界，civil society一詞并無統一譯名，常見的譯法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有關的討論見王紹光的“關于‘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載《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8期（12月）第102至114頁。
[16] 六十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的概念重新引起了政治理論家們的關注，其理論內涵與實踐意義也因此得到進一步的發掘。參閱Charles Taylor,"Invoking Civil Society",in Charles Taylor,TimesItalic{Philosophical Argu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04-224。關于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中可能具有的意義，見注[69]所引的王紹光文；又可見石元康的“市民社會與重本抑末──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障礙”，載《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6期（8月）第105至120頁；以及梁治平的“市場國家公共領域”，載《讀書》1996年第5期。
[17] 作為主權者的國家，對外享有不可侵犯的獨立和平等地位，對內則獨享對合法武力的壟斷，這本身即是一種現代性特征。如何使這樣一個能行使其巨大權力的空前強大有力的政治“巨獸”（即霍布斯所謂的“利維坦”）同時也受到法律的約束，遂成為一個重大而且棘手的現代性問題。可以說，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無論是立憲主義、法治還是分權與制衡，都是為了回答和解決這一問題而發展起來的。
[18] 梁治平：“法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建構”，同前注。
[19] 朱蘇力：“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
[20] 相關論述見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同前注。
[21] 蘇力：“變法，法治及本土資源”，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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