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4-21) / 已閱8131次
司法解釋何以不如地方法院的文件有效力
楊濤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明介紹說，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犯臨刑前可以見家屬，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得到有效執行。2003年9月1日，北京市高院出臺“司法為民50條”，后又制定《實施細則》，使這一法律規定從2004年起在北京率先得到全面落實。2004年，北京的兩個中級法院對所有提出“臨刑會見”申請的死刑犯，都給予了批準和安排，僅一中院就批準了7次“臨刑會見”，包括“房山滅門案”兇手張洪海、變態殺手李義江等在內的死刑重犯，臨刑前都見到了他們的親人。（《北京青年報》1月17日）
說句實話，我是看到這條消息，才知道原來北京市在2004年以前，死刑犯臨刑前很難見到家屬，才知道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死刑犯臨刑前很難見到家屬。北京的死刑犯之所以率先得到如此待遇，還得益于北京市高院出臺了“司法為民50條”的文件。
筆者查閱了《刑事訴訟法》，這部法律中倒沒有明確規定死刑犯臨刑前可以見家屬，但在1998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執行死刑前，罪犯提出會見其近親屬或者其近親屬提出會見罪犯申請的，人民法院可以準許。從法律詞語語義上分析來看，“可以”的詞語表述指的是通常情況下應當準許，只有特殊情況下才不準許。因此，死刑犯臨刑前要見家屬的，法院一般情況是要準許，只有特殊情況下才可以不準許。再者，從罪犯的權利和人性化的角度來看，讓死刑犯臨刑前見家屬是最起碼的權利和最低的要求，何以至于不準許呢？然而，這一98年的司法解釋，居然要在頒布后6年才能得以有效執行，并且還是借助于高院出臺的“司法為民50條”這一文件的“殼”才得以上市。
從法律的位階原則來，下位法要服從于上位法，規章、法規服從于法律，法律最終服從于憲法。然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卻存在著嚴重的悖論，憲法高高在上，卻比不得法律有效；法律很有尊嚴，卻不沒有司法解釋有力；司法解釋效力較高，卻沒有部門規章、地方的文件來得有用。《人民警察法》比不上“五條禁令”，現在我們看到司法解釋比不上“司法為民50條”這種連地方規章都不是的文件。這種悖論的后面，其實仍然是權大還是法大的悖論，在人們觀念中，仍然是權力要大于法律，他們更加遵從的仍然是權力。法律是全國人大制定的，但在實際上它的權威還不如司法解釋，因為后者是法官的最高上司制定的，權力的鞭子在不遠處等著法官，法官不敢怠慢；但是，這種司法解釋有時又仍然比不上一些文件，因為這些文件是法官的直接上司制定的，權力的鞭子就在法官的身邊。因此，他們愿意怠慢法律不敢怠慢司法解釋，他們怠慢司法解釋也不敢怠慢各種文件，法律的整個位階原則給這種權大于法的觀念給顛倒過來了。
然而，這個悖論不消除，我們就永遠無法培育法律至上的精神，無法擺脫文件治國的怪圈，無法實現依法治國的方略。北京市法院系統實現了死刑犯臨刑前可以見家屬的做法固然可喜，但是，今后，我們更需要努力的是認認真真地執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中已有的規定，而不是出臺更多的文件，讓法律睡大覺就是在損害法律的權威！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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