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4-21) / 已閱9248次
誰在說李達昌是貪官？
楊濤
近段時間，關于李達昌被捕的事件，在媒體和網絡都討論的熱火朝天。李達昌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是因為一是他是一位學者型高官，他曾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但此前卻曾在西南財大任教；二是他在位時就主動請辭，愿到學校教書，回到西南財大任經濟學院和財政稅務學院的博士生導師。
對于李達昌的被捕，筆者在《中國青年報》發表《從李達昌被捕看“知易行難” 》文章表明了惋惜之情，也分析了學者型高官落馬的原因。但近些天，筆者卻發現，不知從何時起，李達昌被戴上了“貪官”的帽子。如人民網上一篇廣為流傳《貪官李達昌“洗腳”難上岸》的文章稱：“現在看來，這都是李大官人苦心積慮、精心策劃的一場騙局，所有“宣傳效果”都是虛張聲勢鋪排渲染出來的，是一個掩耳盜鈴的“人造景觀”。與一群貪官們沆瀣一氣，挪用一億元公款，給國家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 “當年紅極一時的政壇明星李達昌機關算盡，躲進大學殿堂仍然逃不脫“伸手必被捉”的“腐敗宿命”。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貪官即使“洗腿”也難以堂堂正正地上岸，出水更看兩腳泥，“腐”的前因早晚會換來“敗”的后果。”
“貪官”在當前的語境下，是有特定含義的，這個詞語對于老百姓理解而言，通常是指那些有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等貪圖錢財利益的官員。但是，這個詞語并不包括那些濫用權力和玩忽職守但沒有獲取錢財的官員，這些官員可以稱之為“瀆職官員”，從廣義上講也可稱為之“腐敗官員”，但不是“貪官”，因為他們的行為與貪圖錢財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我們看到，在《刑法》中“貪污賄賂罪”這些懲治“貪官”的罪名放在第八章，那些懲治濫用權力和玩忽職守的官員的罪名卻放在了第九章的“瀆職罪”中，說明兩種行為畢竟還是有區別的。
李達昌有無貪污受賄行為，我不得而之。但從目前的報道來看，李達昌涉嫌的犯罪事實是：1997年1月左右，財政部撥了1億元的專款給中國進出口銀行，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向中國四川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川國際)提供了5年期1000萬美元的專項貸款。財政部明確要求，這筆資金應用于解決烏干達歐文電站賠償風險準備金。這筆錢到中川國際賬上后，李達昌利用手中職權，多次批準挪用，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每日經濟新聞》1月18日）這是一種濫用職權的行為，而這一行為完全有可能是為了公家的利益（即將本應用于特定用途的公款挪著其他公共事業，當然這只是猜測，報道中并沒有詳細闡明），事實上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僅僅是以涉嫌濫用職權罪對李達昌進行立案偵查的。而且至少報道中并沒有提到，李達昌是在涉嫌濫用職權過程中，有收受賄賂或貪污等貪圖錢財的行為，因此，稱李達昌“貪官”是一種偏離報道本身、先入為主的說法。
這種先入為主的說法，極易引發“媒體審判”，干擾公眾的視線，影響公正的偵查與審判。現在，我們從大量的網友的留言中，已經看到這種說法正在以訛傳訛，網友對于“貪官” 李達昌義憤填膺，認為一個學者也如此不清廉。而實際上應當說，一個學者也不能約束好自己的行為，不遵守法律，濫用職權，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
由此，必須引發我們對于媒體評論公正性的思考。媒體言論是公民言論自由的體現，必須予以保障，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底線。但是，媒體言論必須受到限制，不能無限度地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在我看來，公正的評論必須堅守二條底線，首先是必須保證要根據新聞報道的原意來進行評論，不能超越報道的本身，自己虛構事實進行評論；其次，在對媒體報道中有關事件和人物進行評論時，可以批評、反駁，不能有辱人格，使用侮辱性的言語。
當然，我們也有權利懷疑李達昌在涉嫌濫用職權過程中，有收受賄賂或貪污等貪圖錢財的行為，要求有關部門在查處其時不要忘記查查其有無“貪官”行徑，這是公民在行使合理懷疑權。但無論如何，在新聞報道都沒有報道其有“貪官”行徑前，就評論其是“貪官”是極不妥當的的做法。這一事件本身必須引起公眾、媒體和評論人的注意和反思。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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