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2000-9-6) / 已閱8206次
人權外交與政治訛詐
2000年9月6日 00:47 郝鐵川
現代法治的核心價值觀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當前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否認這一點。但如同當年羅曼·羅蘭曾經感嘆的“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借自由之名來殘害自由”那樣，我們如今面對西方的人權外交，也同樣可以感嘆“人權啊人權，多少人假借人權之名來殘害人權”。西方國家開口便是“人權高于主權”，閉口則是“人權無國界”，似乎昔日的歐洲憲兵一下子變成了今天的人權衛士，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
法治應該使人免于恐懼、免于匱乏，所以它特別注重人的安全權和生存權。生存權得不到保障，安全權則無從談起，“饑寒生盜心”，生存權得不到保障，政治權利也不過是畫餅充饑。然而，西方國家最不關心的恰巧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
50多年前，聯合國成立時曾把“消除貧困”寫進《聯合國憲章》，而今天消除貧困依然是一個世紀話題。在過去的15年中，100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都在減少，60多個國家的人均消費以每年大約一個百分點的速度遞減。在東歐，如果以每天的收入低于4美元作為貧困的標準，那么這里的窮人數目已從1998年占人口總數的4％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的32％。在拉美最富有的1／5的人控制著一半以上的財富；貧富差距在擴大。現在聯合國確定的最不發達的國家已從20年前的29個增加到了48個。更令人震驚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3個人擁有的財產已超過了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生活質量的差距在增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說，在保健服務方面，工業化國家平均每400人就有一位醫生，而發展中國家平均每7000人才有一名醫生。在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44億人口中，3／5生活在基本衛生設施匱乏的社區里；1／3沒有安全的飲用水；1／4住房不足；1／5營養不良；還有13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
面對這些嚴峻的現實，西方國家是如何作為的呢？第一，減少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數量。70年代初，聯合國大會提出，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發達國家亦承諾將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作為“官方發展援助”提供給發展中國家。但迄今為止不僅沒有達到這一目標，相反還在下降。自1990年以來，全球的援助獎金從每年600多億美元降到了每年550億美元，如1993年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官方援助”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3％。第二，“嫌貧愛富”式的援助。發達國家援助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自己以前的盟國，而不是最窮的國家。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數的主要設計者馬赫布卜·哈克說：“仍然在過去的陰影的影響下提供援助，世界還沒有作出調整以正視冷戰后的現實。”海外發展委員會的報告說，較為“富有”的受援國每人可得240多美元，而最貧窮國家常常每年得不到1美元。第三，“捆綁式”的援助。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都減少了多邊援助，而根據政治需要和附加條件增加了雙邊援助。這些附加條件包括：要求受援國必須從援助國購買產品和服務；實行多黨制；貨幣貶值；開放市場，等等。
不難看出，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并不熱心、真心關注，僅有的一點援助也以有利于本國的利益為前提。同時，我們還要看到，西方國家所作出的那點援助，說到底也是為了在發展中國家賺回更多的錢。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西方國家十分清楚，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太窮，無力購買他們的商品和服務，那么，他們就得不到利潤、賺不到錢，就無法用在發展中國家所發的橫財，回到本國推行公共福利政策。鴉片戰爭前，英國人一開始想用商品打開中國市場，沒想到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比較窮，根本買不起。英國人這才動了歪腦筋，試圖用鴉片撬開中國的大門。
所以，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策略是：讓你死也死不了，因為你死了，誰來買他的商品？但讓你活也活不好，因為你活得好了，他何來幸福？就是要讓你不死不活——賴活著，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西方的人權外交，是生意交易，是政治訛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