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9-8) / 已閱27009次
第二，特殊的法治良知。這里所說的特殊的法治良知，指的是以國家（政府）的法治良知為主體的包括立法、執法、司法機構及其官員，以及一般法律職業組織與從業人員的法治良知。從立法、執法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的性質與功能角度來看，立法良知、執法良知和司法良知實際上是法治之下特殊法律職位所應當具有的責任與義務意識，其基本要求乃是以法律為最高的判斷標準，盡可能地把社會政治問題法律解決。這其中，以司法良知為核心的法律職業良知尤其重要。一個社會法治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法律職業的從業人員所具有的法治良知關系重大。這種法律職業的從業人員所具有或者應當具有的法治良知，也就是法律職業的獨立意識、崇高意識與神圣意識，體現為法律職業從業人員的職業自尊心與職業榮譽感。正是這種普遍、強烈而持久的法律職業良知的存在，確保了法律職業團體及其人員對法的最大限度的忠誠，也確保了整體意義上的司法公正，從而為全社會法治觀念與意識的提高提供了具有充分說服力的理由。
四、培育和鞏固社會活動主體基本的道德良知與法治良知，為法治提供穩定、持久而強大的社會心理與道德支撐，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前已敘及，良知乃是基于人性而在人的生活經驗和具體的生活之中逐漸形成并得到強化的，良知構成現實的人的人格要素，并在人的觀念與意識的深層以動機的形式成為現實的人的行為選擇與具體行動的直接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良知也成了一個社會的規范、制度、組織、機構等物質性設施得以存在并良性運作的精神與心理支撐的關鍵要素。因此，在我看來，一個社會的社會活動主體是否具備起碼的道德良知，能否在這一般的道德良知基礎上形成健全的法治良知并鞏固之、強化之，乃是其能否成功地推行法治的至為關鍵的方面。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我以為，為了積極而穩妥地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大力培育和鞏固我國社會活動主體的基本的道德良知，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培育和鞏固我國社會活動主體的法治良知，這是一項極其艱巨而長期的任務。為達其目的，概言之，可考慮采取如下基本措施：
第一，強化基本的國民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性的普通教育。良知的形成自然與現實的人的生活與經驗分不開，但在現代社會，現實的人的基本人格與良知是通過廣泛的社會化完成的，而教育則既是人的社會化的基礎又是人的社會化的重要方式與途徑。基本的國民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性的普通教育是個體的人的良知與集體性的社會良知生長發育的關鍵，也是個體的人的法治良知形成的前提和根本條件。因此，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性的普通教育不僅要以知識、文化和技能的傳授為重點，更要以健康的社會人格之培育為核心的主體教育為根本宗旨和目的，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真正學會如何"做人"，做一個具有人格和尊嚴、具有責任感和義務感的真正的現代社會之合格主體的人，只有這樣的熱愛生活并能對生活負責的人，才是法治所需要也能為法治提供堅強而持久支持的社會主體。
第二，法律教育不僅要把法律知識和法律實踐操作技巧的傳授作為重要內容，至為關鍵的更應當是對接受法律教育的社會成員的法律職業良知與法律職業人格的培育，特別是培育并使其具有法律職業神圣感、法律職業崇高感、法律職業自豪感與法律職業榮譽感。
第三，確認并充分保障廣泛的社會團體之自治，強化其自由與權利觀念和自律意識。
第四，以司法獨立為核心改革我國司法體制，實現廣泛的司法公正。
第五，強化政府權力有限性和法律至上性觀念，以政府的守法意識為核心，培育政府的法治良知。因為"國家有了形式上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這不算法治。是一個國家，姑無論他野蠻退化，他的執政者橫暴專制到什么地步，他總有幾條法律。國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這不算法治；愈在橫暴專制的國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義，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舉一動，以法為準的，不憑執政者意氣上的成見為準則。"⒇
第六，以民主、法治和憲政為目的，在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道德等廣泛的社會領域，實行全方位的綜合配套改革。
總之，只要在上述努力的基礎上，包括個人、社會和國家（政府）在內的廣泛社會活動主體，無論是一般公民還是政府官員，無論是法律職業人員還是非法律職業人員，也無論是國家（政府）的組織、機構還是一般的社會團體和組織，都能各自培育并鞏固起基本的道德良知，并在此基礎上依其各自的社會角色而養成健全的法治良知并鞏固且強化之，那么，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事業就一定會有著光明的前景和未來。
而這又實實在在地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自己的"足下"做起！
注釋：
（1）嚴格說來，"良知"和"良心"是有所區別的，但其基本含義卻大致相同，因此，在日常語言甚至學術語言中，二者一般可以互換使用。我本人喜歡用"良知"一詞，所表達的基本含義與"良心"相同。對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可參考何懷宏：《良心論》，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頁。
（2）[英]亞當·斯密著、蔣自強等譯：《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63頁。
（3）埃·弗洛姆著、孫依依譯：《為自己的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38頁。
（4）[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姬敬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頁。
（5）詳見埃·弗洛姆著、孫依依譯：《為自己的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39頁。
（6）何懷宏：《良心論》，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7-38、39頁。
（7）同上書，第49、157、160、174、179頁。
（8）[美]弗蘭克·梯利著、何意譯：《倫理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章"良心的理論"，分別參見第18、19-23、23-27、27-31、31-39、39-49頁。
（9）同上書，第67頁。
（10）梅爾維爾·斯圖爾德：《人之天性與惡之起源》，載張志剛、斯圖爾德主編：《東西方宗教倫理及其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
（11）[德]帕倫伯格：《良知、自我意識與意義意識》，載劉小楓主編：《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中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167-1168頁。
（12）[美]默里·斯埋因著、喻陽譯：《日性良知與月性良知》，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喻陽"譯者前言"第16、17頁。
（13）同上書，第3-4頁。
（14）[德]埃利希·諾伊曼著，高憲田、黃水乞譯：《深度心理學與新道德》，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15）[美]查爾斯·霍頓·庫利著，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頁。
（16）[美]默里·斯埋因著、喻陽譯：《日性良知與月性良知》，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頁。
（17）孫曉樓：《法律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18）同上書，第147、153頁。
（19）林達：《歷史深處的憂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1頁。
（20）羅隆基：《什么是法治》，載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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