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閆海 ]——(2004-7-30) / 已閱14707次
《合同法》第113條第1款的經濟學分析
閆海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 重慶 郵編：400031）
《合同法》第113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贝藯l款在違約責任的完全賠償原則基礎上確立可預見性賠償限額標準�？深A見性理論最早由法國學者Pothier在1761年發表的《論債法》一書中提出，并為1804年《法國民法典》所采納，英國普通法于1854年的Hadly v. Baxendale 一案正式接受這一理論，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715條、《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351條明確規定相關內容，因此可預見性規則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普遍適用的違約賠償標準。我國舊的《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0條、《技術合同法》第17條也確立了可預見性規則，并被1999年頒布的統一合同法所承認。法律學者對該規則的學理解釋：因為合同當事人只能就其能夠預見的結果享有行為的選擇自由，所以違約方僅對可預見的損害發生具有過錯，在過錯責任原則下，他理應在可預見的損害結果范圍內承擔責任。①
“經濟學是一門關于我們世界的理性選擇的科學（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②筆者在此對可預見性規則的經濟學分析就是試圖探求這一古老契約的法則中隱含的理性因素：
一、可預見性規則是對合同當事人的預防措施和信賴的有效激勵。違約賠償責任范圍的規定影響合同當事人A與B的理性選擇，進而控制交易風險損失的大小：違約賠償責任過大，則A將積極采取措施減少違約的“意外事件”的發生，盡管預防措施的實施也意味A的履約成本的增加，同時由于預期更多的損害賠償費用，B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風險轉移給A，于是B對A會形成過度信賴，夸大了B的預期，一旦A發生違約，則交易風險損失被放大；相反，違約責任過小，則B對A產生有效信賴，并將根據A的履約情況做出對應決策，但是由于預防違約風險的利益在雙方間分配，A采取必要預防措施的激勵削弱，他總是采取最小的預防手段，違約風險發生機率增加，則交易風險仍被放大。避免上述有效預防和有效信賴不相容的方法，令違約賠償額為一個合理的不變量，即等于違約人在訂約時預見到或應當預見到因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在此平衡點，雙方當事人的預防和信賴趨于合理，從而充分實現合同價值。
二、可預見性規則提供有效違約運作的空間。有效違約是指某種意外事件的發生致使履約成本超過各方所獲得的利益時，違約比履約更有效。③對待有效違約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差異的根源是對合同法目標的不同認識，認為合同法是對承諾的法律約束的學者大都持否定觀點，而法律經濟學者認為合同法的目標是通過自愿交換而促使資源轉移到最有價值的用途中。有效違約實際上是實現帕累托最優態的理性選擇，即合同雙方在1、幸運的意外事件或意外收獲可能使不履行比履行更有利可圖；2、不幸的意外事件或意外事故可能使履約比不履約損失更大的情況下，選擇不履約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明智之舉�？深A見性規則的價值是為違約方確立衡量違約成本的標準，違約方通過違約的預期收益與該項成本的比較，選擇有效違約而追求更大收益或避免更大損失，同時另一方的利益也可獲得必要的保障，否則規定違約成本過低，會引致機會主義泛濫；規定違約成本過高，會抑制有效違約，合同在負價值態強制維持，社會財富受損。
三、可預見性規則對交易費用的節約。交易費用范疇的產生是經濟學的革命，借助該理論工具進行合同法研究，便可發現可預見性規則實際為一個設計精巧節約交易費用的機制。合同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尋找和信息成本、討價還價和決定成本、履約和實施成本等。一方面違約事件發生后，相對方可以獲得確定合理的財產賠償的保證，減少其在選擇更安全的交易對象、監督合同實施以及采用諸如保險等規避風險方式的交易費用支出；另一方面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交易活動頻繁，形成有機聯系的網絡，其中任意環節中斷，可能影響一系列合同的履行。在某些情況下，對于從事具體交易的當事人，因為合同本身不具有“社會公開性”，使之不可能了解違約行為給第三人造成地各種損害，施之過重責任會限制當事人從事廣泛的交易活動，相應地交易成本增加。可預見性規則的確立使合同風險在交易雙方當事人間合理分配，有助于合同雙方對交易費用的理性決策。
以上是筆者對違約責任中可預見性規則經濟學分析的嘗試性探討，在法律領域中諸如財產、合同、侵權等問題上無不打有經濟理性的烙印，對其經濟分析的研究即有利于我們更深入的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理性因子，也將有助于我們在新經濟時代的制度改革與完善。
①王利明.違約責任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10頁．
②[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M]．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3頁．
③[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張軍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