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磊 ]——(2020-7-29) / 已閱6518次
也談“有錢時再還”的約定是否有效
《人民法院報》2020年7月14日第三版刊載了安徽省舒城縣人民法院的一則案例，兩級法院均支持了“有錢時再還”約定的效力。案情簡介：2014年10月14日，朱先生因為生意需要向柯先生借款4萬元，并約定每月利息800元。2016年4月19日，朱先生又向柯先生出具欠條一份，注明欠柯先生利息1500元。后來，在催款過程中，雙方發生沖突，大打出手，都進了拘留所。經公安機關主持調解，雙方達成“柯先生不再向朱先生討要債務，什么時候有錢什么時候償還”的約定。其后，柯先生將朱先生起訴至舒城縣人民法院，要求其歸還借款本金4萬元及利息。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因索款和還款發生肢體沖突，經協調，雙方達成“柯先生不再向朱先生討要債務，什么時候有錢什么時候償還”的協議，該協議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應視原、被告對如何還款作出新的約定。原告提出的訴請，證據不足，依法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柯先生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到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認為，雙方在拘留所達成的調解協議約定“什么時候有錢什么時候償還”，一方面表明朱先生認可該筆借款，另一方面，償還該筆借款是在其具有償還能力的前提下，該約定內容明確，無歧義或約定不明，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具有償還能力或經濟狀況良好。相反，被上訴人所舉證據能夠佐證其與他人存在較多的訴訟案件，有的已進入執行程序，可見目前被上訴人不具備償還能力。綜上，駁回上訴人柯先生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該文章后附的“法官說法”對上述一、二審判決進行了進一步闡述：該案系附生效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生效。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可以約定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可以約定附條件。附生效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失效。當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地阻止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已成就；不正當地促成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不成就。根據原、被告雙方達成的協議，“有錢”是“償還”的前提條件，因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目前具有償還能力或者在協議達成后至起訴前被告添置了具有一定價值的財產和有其他高消費的情形，故原告起訴的條件未成就，即原告要求被告及時還款的證據不充分。
關于上述“有錢時再還”的約定是否有效，筆者有不同看法，略陳管見。
一、探究當事人約定的真實含義不能僅靠文義，還要看當事人是否有法效意思。
根據原文介紹，在催款過程中，原告柯先生與被告朱先生發生肢體沖突，在拘留所經公安機關調解，雙方達成“柯先生不再向朱先生討要債務，什么時候有錢什么時候償還”的協議。從簽訂該協議的背景來看，當時作此約定，或許是基于公安機關的調解，雙方表示相互諒解的一種態度而已。即，今天雙方互不追究對方打架的責任，柯先生以后要賬呢，也別催得那么急；人家朱先生呢，也不賴帳，以后有錢了一定會還給你。雙方今天的糾紛呢，就到此為止，互晾互讓、和解結案，等等諸如此類的意思。雙方當事人未必有意欲使“什么時候有錢什么時候償還”發生民法效果的內心意思。故而，這樣的所謂的“約定”因缺乏效果意思在法律上沒有任何評價的意義，對雙方當事人亦不具有約束力。
二、退一步講，即便該約定具有民法上的意義，其性質為何仍有推究的余地。
1.民法上所謂的條件，一般基于將來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客觀事實，若該事實將來一定會發生，即便沒有確切期日，也屬期限而非條件。如，張三對李四說：“你若考上大學，我將贈你寶馬一輛。”此為條件；再如，張三對李四說：“下第一百場雨時，我將向你求婚。”縱第一百場雨遙遙無期，何時到來亦無法確知，但其終將來臨，故仍屬期限。
2.若依上列標準判斷，該案中的“有錢時”似應為還款的條件而非期限，但研習法律切不可形而上學，竊以為這是一個披了條件外衣的期限。蓋因條件可能成就也可能永遠無法成就，而合同義務則必須履行，若合同義務可能履行可能不履行，則與合同義務的本旨不符。例如民間借貸，出借人把錢借給了借款人，償還借款是借款人的合同義務，借款人是一定要償還的，它怎么會是可能償還也可能不償還呢？那民間借貸合同豈不成了射幸合同？正因如此，該案中被告的合同義務就是償還欠款，若將“有錢時”視為條件，則被告可能償還也可能不償還，如此一來，則其必須履行的合同義務豈不具有了一種不確定性，如此，還錢還是被告方的合同義務嗎？！是故，“有錢時”看似為還款條件，實則為還款期限也。
3. 如此一來引出另一個問題，這個還款期限怎么確定？筆者認為，在出具該還款協議一段合理期間后，則還款期限已屆至，被告就應當履行還款義務。該“合理期間”的確定應以一般社會理性人的視角出發，根據欠款的數額及被告的經濟狀況，考慮被告是否為履行債務做過努力等因素，由法官依法自由裁量。
三、關于該案裁判結果的妥適性。
一個人要賬無門以至于沖突報警，換來的結果卻是連官司都打不贏了。“被告現在有好幾個被執行的案件，說明其經濟狀況不佳”，難道只有等到被告的其他欠款案件都執行完畢，原告才能起訴，才能獲得勝訴判決？該案原告的債權為啥要排在其他債權人之后？所謂的“有錢了”這一生效要件，是原被告雙方民間借貸合同的生效條件，還是還款協議的生效要件，抑或是付款的條件，判決語焉不詳。讓原告承擔被告新添置了貴重物品或是否高消費等“有錢了”的證明責任，是否有悖常理？
最高法院曾多次提出，法院判決要合情、合理、合法，增強判決的社會可接受性，該案華麗麗的說理擋不住社會的質疑。“欠債可以不還、越要賬越吃虧，派出所里達成的協議套住了債權人”，這樣的價值判斷普通民眾不接受，也不應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