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5-8-17) / 已閱38725次
10、夫妻債務內外有別論的誤區。夫妻債務“內外有別”，主要是債務分擔上的內外有別。一是對于典型或一般夫妻共同債務，本來應當由夫妻共同償還，但夫妻之間約定或法院判決由一方償還。這種約定或判決只能對夫妻雙方有約束力，對債權人沒有約束力。這是內外有別的最常見、最典型的形態。二是一方濫用日常家事代理權舉債，本來應當由舉債方個人承擔，但債權人屬于善意者，非舉債方承擔責任內外有別。即非舉債方對善意債權人承擔責任，但在夫妻內部不承擔責任。這是內外有別的特殊形態。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內外有別的情形。在認定夫妻債務的事實和判斷債務性質的標準上內外都是一致的，即要么屬于典型的夫妻債務，要么屬于濫用日常家事代理權所產生的準夫妻債務，不可能出現不同的判斷標準。目前，在債務事實和性質的判斷上，也采取“內外有別”的雙重標準，顯然陷入了“內外有別”的誤區。
五、修改第24條的“兒童思維”應當緩行
由于第24條存在明顯缺陷，不少人主張廢棄或修改。但目前關于修改24條的思維，仍然是“缺乏生活經驗”的“兒童思維”。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第29條【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對外借款的處理】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向他人借款，另一方能夠證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借款人本人承擔民事責任：（一）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貸款人知道該約定的；（二）貸款人與借款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三）貸款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所借款項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四）借款人與貸款人惡意串通，損害另一方利益。”對此，筆者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目前正式出臺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拿下（征求意見稿）》第29條內容。
但最高法院民一庭在2014年7月“對江蘇高院關于夫妻債務的請示批復”【（2014）民一他字第10號】中規定，“非舉債配偶如果能證明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可以不承擔責任”。這實際上是上述29條第三項的內容。批復仍然體現“征求意見”第29條精神，還是要求非舉債配偶承擔夫妻債務的舉證責任。
批復和“征求意見稿”雖然比《<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排除事由增多了一些，但其規定還是沿襲了第24條的邏輯思維，即除了由第24條的兩項排除情形增加到四項排除情形外，仍然堅持以婚姻關系作為推定夫妻債務的根據，并由夫妻中非舉債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因而，這一規定同樣會被解讀為“內外有別論”，或者說它就是新版“內外有別論”。那么，第24條所存在的缺陷自然無法擺脫。這里僅就民一庭批復和“征求意見稿”所增加的兩項排除事由的舉證責任作一些補充說明。
應該說，無論是“征求意見稿”第29條，還是最高法民一庭批復，都是“缺乏生活經驗”的“兒童思維”。
民一庭批復和“征求意見稿”是在第24條的基礎上增加的新的排除事由，看起來比第24條更周延了，但由于其推定前提錯誤，舉證責任分配錯誤，違法債務或虛假債務仍然無法排除。因為規定由非舉債一方配偶證明“貸款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所借款項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借款人與貸款人惡意串通，損害另一方利益”。這一規定明顯缺乏科學性，違反了基本生活經驗。試想，非舉債配偶一方雖可以否認或抗辯“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但他怎么能夠舉證證明“沒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這種不存在的消極事實？夫妻一方在外賭博、嫖娼等借貸，另一方能跟著嗎？另一方怎么能知道？因為不知道，不能證明這些舉債是賭博、嫖娼，就認為不能證明其舉債沒有用于家庭生活而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樣的舉證責任規定合理嗎？至于非舉債配偶一方舉證證明“借款人與貸款人惡意串通”，更是天方夜譚，荒唐無稽。試想，除非“借款人與貸款人惡意串通”時，非舉債配偶一方舉在場或者安裝有監聽設備，否則，非舉債配偶怎么知道，又怎么舉證證明？
據此，民一庭批復和修改第24條的思維應當緩行！有關夫妻共同債務的規制，應當根據家事代理制度的基本原理進行設計，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夫妻共同債務的正確方法。
六、債權人主張夫妻共同債務規則之重構
債權人對夫妻一方所負債務，主張另一方承擔責任的法律基礎是家事代理權，其范圍只有兩種情形:一是因日常家事需要所負債務，即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二是一方濫用日常家事代理權時，債權人屬于善意的債務，即有理由相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屬于夫妻共同合意的債務。前者屬于一般夫妻共同債務，后者屬于“準夫妻共同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債務”，是家事代理的典型形態；“債權人善意之債”，則是債權人基于夫妻具有家事代理權而產生的合理信賴，是家事代理的延伸形態。判斷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當以“家事代理”作為基礎或平衡木，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債權人善意”作為兩個砝碼。與此同時，根據一般夫妻共同債務與準夫妻共同債務的不同性質，分配不同的舉證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好債權人利益與夫妻利益的衡平保護，實現司法正義。
作者王禮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三級高級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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