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朋朋 ]——(2013-6-3) / 已閱10645次
對于律師主動調查取證的問題，筆者認為，法院應盡量放寬許可的條件，降低審批的門檻。理由如下：一是從新刑訴法第48條證據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取證的主體已經不再局限于公權力機關。 律師、私人等只要取得的材料可以證明案件事實，均可以作為證據。二是新刑訴法第54條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國家公權力的濫用，其限制對象是國家公權力機關，而非律師或私人。因此，對于律師向當事人取證問題，法院應持寬容的態度，即“除非侵害更大的法益、或造成更嚴重的后果”，應當許可律師取證。
另外，要嚴格落實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法工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83條、第184條關于“庭前會議”的規定，以充分保障律師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權利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囿于當事人的不配合或取證能力不足，律師所取得的證據材料往往是有限的，當其以書面形式向法院詳細說明申請調查或保全的對象和內容，并說明其必要性時，律師有權獲得法院的及時答復，且法院不予調查或保全的情形可以成為上訴理由之一。法院決定進行調查或保全證據時，應當通知律師到場。此做法有利于調查人員積極地調查取證，也有利于提高調查取證的針對性。
3.謹慎適用追責條款
我國刑法第306條規定了辯護人妨礙作證罪，新刑訴法第42條規定了辯護人禁止行使的訴訟行為，新刑訴法第194條規定了訴訟參與人及旁聽人員違反法庭秩序的處罰措施和程序。上述追責條款從實體和程序的角度對部分律師的不當行為予以制止。由于取證角度的不同，律師所取得的證人證言與控方所取得的證人證言有區別的情形是十分普遍的，因此，“威脅、引誘證人做偽證……”極易被控方所利用，作為其對訴訟對手追責的依據。另外，被追訴者的翻供行為和偽證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且翻供是被追訴者的自由或權利，是訴訟過程中常見的現象，法院不能因被追訴者的翻供行為而隨意啟動相關追責條款。
律師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應受到相應的處罰，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律要用刑法來規范，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通過成立諸如“律師職業道德委員會”、“律師懲戒委員會”等組織,負責對違紀律師的處理。對于確實構成犯罪的律師，法院應依法予以追究。另外，我國律師法第37條從適用對象、范圍、限制等方面規定了律師的言論豁免權，但是規定的過分抽象、籠統，不具有實踐操作性，以至于某地法院出現“當庭拘留辯護律師”的現象。基于此，筆者建議對律師法規定的律師言論豁免權做廣義的解釋，即律師在尊重法庭、尊重對方當事人、證人、公訴人的前提下發表的口頭或書面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若律師違反規定進行侮辱、誹謗性發言，將承擔紀律責任。即法庭向律協做出懲戒建議，要求律協予以處罰。
結語
盡管律師所提供的服務和技能可以有償，但他們的人格和政治信念則不然；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有個性的。當事人用金錢換來的忠誠是有限的，因為律師的職業人格中還有為公共事業作貢獻的成份。江平先生曾經說過:“律師興則法治興”，我國法治的進程離不開律師隊伍這一強大的法律群體。法治中國的建成，離不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每位成員的積極努力。
參考文獻
1.陳瑞華著：《程序性制裁理論》，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2. 陳瑞華：《刑事辯護制度的實證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龍宗智：《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嚴軍興、侯坤：《我國辯護律師制度的問題與完善》，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5.陳效：“律師有效辯護理論探究——兼談有效辯護理論在我國的探索”，載《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2012年第12卷第1期。
（作者單位：江蘇省太倉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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