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濤 ]——(2013-4-11) / 已閱8882次
■科學立法，應遵循法制的連貫統一。立法貴在衡一，法度不齊，則守法者惑。
■立法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和自然資源一樣是有限的，應當厲行節約，保持立法必要的邊界，注重立法有所為、有所不為。
■無所不容的法律會喪失固有尊嚴，也不利于人們遵守，法律條文簡潔精練、準確、直截了當，才能易于貫徹。
當前，社會矛盾有觸點較多、燃點較低、處理較難的趨勢。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牢固基石，法治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基本方式，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集中體現。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法治建設的靈魂，把切實保護每個公民的每一項合法權益作為法治建設的根本任務，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最堅實的基礎。“科學立法”正是構建和諧法治的重要前提條件。
第一，科學立法，應樹立可持續的唯物主義歷史發展觀。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大治時期的法制和諧是一種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德治、人治的情況下，一些執政者仍然十分重視法制建設，以法制和諧促進社會和諧。例如:唐代的“文景”、“貞觀”、“開元”之治，當時的法制充分體現了禮法結合的內容，以至主流的儒家思想獨尊地位進一步鞏固，影響進一步擴大，使打擊違法犯罪、處理各種社會關系有章可循;司法機構互相制約，官員依法辦案，慎刑和恤刑原則在司法中得到較好體現，社會公正表現突出等。
此外，法制和諧也同執政者較強的執政能力和執法者較強的執法能力息息相關。他們一般能勤于思考，勵精圖治，順應民意，努力執政執法。例如，文帝、景帝努力“與民休息”，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法制和諧、社會和諧的制度，減輕田租、賦役和刑獄，大力發展社會生產，縮小了貧富分化，緩和了社會矛盾。
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的法制和諧是建立在專制君主統治基礎上的，有其歷史局限性，法制和社會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或隱患，不和諧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如，開元天寶之際，貧富兩極分化嚴重，法治的社會平衡作用扭曲，社會矛盾激化，國家迅速走向衰弱，和諧不復存在，社會陷入災難。這些都警示后人，在努力建設和諧法制的同時，應努力實現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立長久之計。
第二，科學立法，應遵循法制的連貫統一。立法貴在衡一，法度不齊，則守法者惑。管子云:“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歷史上的法家強調立法上應確立“壹賞”、“壹刑”、“壹教”的原則，即用統一的立法標準行賞、行刑和同化思想。英國的法學家提出，凡制定的法律必須能和以前存在的法律構成首尾一貫的整體。法國的法學家也提醒人們，在中央集權的大國，立法者必須使各項法律具有一致性。
我國憲法第5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因此，從立法上講法制統一，一是一切法的形式都不能與憲法相抵觸;二是下位階的法不能與上位階的法相抵觸;三是同位階的法相互之間不能抵觸。這三個層次結合起來，以此確保我國法律體系的內部和諧一致，從而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法制的和諧。
第三，科學立法，應厲行立法資源的節約。《管子·法法》提出，君主對人民有三項要求。三項要求不節制，君主地位就危險了。三項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止，三是法令。索取總是希望獲得，禁止總是希望達到，法令總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止太多，反而很難達到;法令太多，反而推行的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止而不達，刑罰將受到輕視;法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從來沒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多行的。其認為，立法的目的無非要求民眾能夠守法，而君主的欲求和禁止過多，勢必造成法令滋彰，使民莫之所從。若此，有法等于無法。要防止過度開發而擾民，避免繁雜的法令對遵循自然規律的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不當干預。由此可見，立法作為一種社會公共資源，和自然資源一樣是有限的，應當厲行節約，保持立法必要的邊界，注重立法有所為、有所不為。
第四，科學立法，應倡導“刪繁就簡”的文風。能夠三言兩語說清楚的事絕不拖泥帶水，能夠用短小篇幅闡明的道理絕不繞彎子。古人說“刪繁就簡三秋樹”，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對于立法，倡導“刪繁就簡”的文風亦同樣適用。
一是應講求“簡練”而不“繁瑣”。“簡練”，顧名思義簡潔精練，不瑣碎臃腫。商鞅說:“法詳則刑繁，法簡則刑省。”孟德斯鳩說，當法律的體裁臃腫的時候，人們就把它當作一部浮夸的作品看待。也就是說，立法語言要精練，立法者應從瑣碎無用的細節中擺脫出來，用全面的眼光去概括事物，不要事事立法;當法律不需要例外、限制條件、制約語句的時候，還是不放進這些東西，有了這種細節就需要新的細節。可見，兩位大家都把簡練作為立法要旨，都認為無所不容的法律會喪失固有尊嚴，也不利于人們遵守，法律條文簡潔精練、準確、直截了當，才能易于貫徹。例如:夏商時的《井田法》，不像周朝法律那般繁碎，加上有圣賢之君繼作，因而這一法律留存久遠。
二是應講求“簡單”而不“繁復”。“簡單”，顧名思義通俗易懂，不復雜。商鞅說:“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正明，愚智偏能知之。”孟德斯鳩認為，法律不要精微玄奧，它是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們制定的，并非一種邏輯學的藝術;法律體裁應質樸平易，直接的說法總是要比深沉迂遠的詞句容易懂些。例如:東羅馬帝國的法律過于追求詞句華麗，完全失去了尊嚴，君主們為此被弄得像修辭學家在講話。法律是需要大家遵守的，應當淺其語，宜簡單易懂忌文深意晦。
三是應講求“簡明”而不“繁縟”。“簡明”，顧名思義簡潔明了，容易施行。韓非道:“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商鞅說:“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提出，法律不是簡單的戒律，內容應當明確，規定越明確的條文就越容易施行;規定過于詳細，會使法律帶有經驗色彩，實際執行過程中就不免要被修改。法律應當公開并普遍為人知曉，如果統治者能給予人民采取井井有條、用語精確的法典式的法律，那么，他們不僅大大造福人民，還會因此做了件出色公正的事，而受到歌頌愛戴。
(作者系國務院法制辦秘書行政司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