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明生 ]——(2012-9-25) / 已閱15754次
[10]當然，這里的“二元”是前文所指的“行為”與“行為人”，而非“刑罰”與“保安處分”。所以，菲利刑法草案在制裁方式上雖然是一元論的，但是，這與它在定罪處刑根據上所體現的“二元性”并不矛盾。在定罪處刑根據上它是有社會危險性的行為人，其中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種危險行為的行為人。
[11]預防的正義優于嚴厲懲罰的正義。轉引自蘇俊雄：《刑法總論I》，（臺灣）個人發行1998年版，第16頁。有學者認為，正義是守法主義的全部追求。參見[美]朱迪絲•N.施克萊：《守法主義：法、道德和政治審判》，彭亞楠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頁。那么，在施克萊那里，正義應該不僅限于報應的正義。
[12]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5頁。
[13]參見李海東主編：《日本刑事法學者》（上），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5年版，第244、223頁。
[14]一般威懾型教育預防是消極的一般預防涉及的教育預防，是通過對刑法的宣傳與刑法的實施，對一般人產生心理強制，迫使他們對刑法行為規范的服從。還有，一般忠誠型教育預防是積極的一般預防涉及的教育預防，是通過對刑法的宣傳與刑法的實施（以刑事實體懲罰包括罪與罰為手段），教育一般人對刑法規范（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等）的認同、信仰與忠誠。
[15]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3-14頁。
[16]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17]參見[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
[18]類似質疑，參見邱興隆：《罪與罰講演錄》（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頁注釋2。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3頁。
[20]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21]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9頁。
[22]轉引自劉白駒：《精神障礙與犯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頁。
[23]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頁。
[24]參見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頁。
[25]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3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版，第3頁。
[26]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頁。
[27]對于是否廢除死刑、若保留死刑則如何限制死刑以及如何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這些問題都會關涉到刑法法治教育化的程度以及涉及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的統一程度問題。
[28]正如存在褒義詞、中性詞和貶義詞那樣，“向善”、“不向善但不為惡”和“為惡”是與之相對應的范疇。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向善是守法且有高尚的道德，為惡是違法犯罪（其中的“法”是“良法”），是違反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的道德準則。刑法要求人們對良法的信仰和忠誠，鼓勵人們積極守法，這不等于要求人們具有高尚的道德水準。當然，刑法“使人不為惡”不能僅僅理解為使人被動地守法，否則，將會夸大或偏重于刑法的威懾作用，也會偏重于刑法的威懾型教育，使刑法典型地走向工具化。其實，法本身具有的正義價值的實現也可以成為目的，這與法律至上的要求相一致。
[29]良法或惡法，通常是對整部法律體系而言，但是，對于整部良好的法律體系來說，其中也可能存在有惡法性質的條款的問題。對這種惡法條款，也應視之為特殊的惡法。應當允許公民享有不服從惡法的反抗權，（如何更好地設計，值得進一步探究），由此將社會推向更高的法治文明。
[30]當然，如前注釋中所示，也有日本學者稱之為法治國家刑法。
[31]參見張文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頁。
[32]《孟子•公孫丑上》。
[33]參見[法]愛彌爾•涂爾干：《道德教育》，陳光金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50-151頁。
[34]《論語•子路篇》。
[35]參見袁曙宏等：“社會轉型時期的法治發展規律研究”，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65頁。
[36]參見陳曉明：“無罪推定乃法治刑法的自然范式及必然選擇”，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11/14/274617.shtml。
訪問日期：2009年10月8日。
[3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
[38]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官員腐敗已相當普遍——至少在某些“高危領域”。參見何家弘：“一個怪夢：大赦天下貪官”，載《法制日報》2008年1月27日第14版。
[3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40]參見陳興良：《規范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41]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3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版，緒論第1頁；另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4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1頁。
[42]參見陳興良：《規范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頁。
[43]刑法學的任務實際上是對刑法學積極作用的追求，兩者有極大的相似性。關于刑法學的作用的理解， 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4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3-4頁。
[44]國外（如日本）也有按照個人法益、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順序研究的寫作體例。甚至有的教科書（如J.C.史密斯和B.霍根合著的《英國刑法》）卻沒有對國事犯罪設專章或專節展開研究。
[45]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386、474-480頁。
[46]這里的開放式體系并不是說可以任意解釋的刑法學體系，而是指在強調罪刑法定基礎上，吸取先進經驗與前沿理論，能夠不斷進步發展的學科體系。
[作者簡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寧都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法學博士。原載曾明生：《動態刑法的懲教機制研究——刑事守法教育學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60頁。注釋格式有所變動。轉自正義網小白馬法律博客 http://lawlife1.fyfz.cn/art/1057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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