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林 ]——(2012-1-12) / 已閱10332次
我國學者雖將商業登記視為行政許可，但在行政許可的本質上，學術界存在解禁說、賦權說和折中說之分；在行政許可的種類上，亦有普通許可、特許、認可、核準和登記之別。不同種類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的強度存在差別。如果將商業自由視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并且秉持商業自由原則，行政許可所依托的解禁說、賦權說或折中說就將失去存在的基礎，為了實現營業而申請行政許可的，登記機關也應給予寬松對待，就此而言，商業登記只是一種弱公法現象。商業登記法的過度公法化，淹沒了商業登記法的私法屬性。我國立法者應在尊重商業登記法私法規范的前提下，減少其中的公法因素，妥善處理私法和公法規范的關系，避免私法和公法規范界限模糊的狀況。
3、發掘商業公告制度的積極作用
商業登記旨在揭示企業及其營業的真實狀況，信息公告無疑是商業登記法的核心內容。在當今社會，隨著電子和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各國在堅持商業公告傳統規則的同時，不斷調整信息公開的手酸，甚至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但我國商業登記法卻正在朝向“重登記、輕公示”的方向發展，有些行政法規甚至廢棄了信息公告的規則，這種狀況引發了有關商業登記效力的重大爭議。
嚴格地說，社會公眾對于登記信息和事項的了解，主要是因為登記機關公示有關信息和事項所致，而不是基于申請人辦理了商業登記的事實。否則，即使獲準登記的事項，也未必為相對人和社會公眾所知，也應產生約束力。我國商業登記法不僅應當建立完善的信息公開規則，還應明確規定社會公眾有權查詢的信息范圍。在實踐中，交易相對人通常只能查閱登記事項，卻不能查閱與登記事項有關的輔助文件。有些當事人為了獲得企業信息，甚至要疏通門路，這在客觀上形成了登記機關的職務特權，容易誘發復雜的社會和法律問題。面對如此情況，我國應結合電子化社會的實際狀況，在完善信息公開制度的同時，適度地調整現有的公開制度。
綜上所述，我國商業登記法基于歷史原因而采用了分別立法的模式，基于多種現實原因而強調商業登記法的公法屬性，這種狀況造成了法律規范的沖突和立法資源的浪費，不僅扭曲地反映商業登記法的法律屬性，也無法滿足商業實踐的客觀需求，我國未來商業登記法應當是兼具公法性質的私法規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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