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福華 ]——(2011-12-29) / 已閱11848次
從發動訴訟的理論層面分析，我國的檢察機關在發動訴訟方面則面臨著程序資源短缺的困難，它們由于對所謂的公益案件不具備訴之利益，不與那些受到損害而法律保護的權利相關聯，使它們在發動民事訴訟的實踐中遇到難以逾越的法律障礙。
1、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院介入民事訴訟缺乏程序法方面的依據，因而其起訴的正當性值得斟酌。由于沒有程序規則可循，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后的程序運作中必然帶來很大的隨意性。僅以起訴環節為例，從理論上講檢察院必須與公益案件中爭議的法律關系有法律上或事實上的關聯，包括直接的利害關系和間接的利害關系。如果檢察機關與公益案件沒有這種關系，就沒有訴訟實施權，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求得法院的判決。然而在實踐中，用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考量，檢察機關無論如何不是適格的當事人，因為檢察院與所謂的公益案件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關系，因而不具備原告的資格。
2、現有的民事訴訟程序規范不足以支撐檢察機關作為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合理性。依照傳統的訴權理論，訴權與實體權利緊密相聯，享有訴權的人，必須為訴訟標的實體權利義務的承受者。現代民事訴訟中，雖然程序意義上的訴權與實體意義上的訴權在一定的領域出現了分離的趨勢，但這同樣不能成為我國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的依據。即便是支持訴權分離理論的訴訟信托制度也不足以肯定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的合理性。因為訴訟信托的運作前提是起訴人有實體法的授權，它是一種法定訴權。
檢察機關起訴的正當性取決于檢察機關對于處于受到侵害狀態中的公益負有什么樣的職責，或者說，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如何？在我國國有企業的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由政府而不是檢察院代表全民統一行使國有企業財產的所有權，國有資產的管理人首先應當是各級國有資產管理局。本文開篇所列案例中，地方國有資產管理局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監督者有權提起民事訴訟，惟有如此，才符合現代社會管理職、權、責相統一的原則。
三、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與訴訟角色間的結構性失衡
很多人寄希望于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時既要盡到維護社會公益的職責，又不至于在這一過程中破壞民事訴訟中訴訟權能之間的平衡結構。然而，這樣的理想狀態能夠在我國的民事訴訟中實現嗎？
（一）檢察院介入民事訴訟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平等原則的影響
國家沒有義務設立一個專門機關來為當事人包打官司，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要靠自己的訴訟來維護。如果檢察機關不能擺上自身的地位則極易卷入到當事人相互對抗的民事訴訟之中，使對方當事人認為檢察機關在幫助一方與自己打官司，這就會對國家司法機關的公正性產生懷疑。[8]而且，由于檢察機關對自身角色的錯誤領悟，極可能破壞民事訴訟的“武裝平等原則”。
首先，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違背了當事人訴訟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易造成訴訟程序上的混亂。由于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兼具有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就決定了其享有一般原告所不享有的一些訴訟權利，如檢查權、調卷權、否決權、調查取證權、列席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會議權；[9]再如查閱全部材料，審查證據的合法性與真實性，對案件提出處理意見等權利，而被告方就不可能完全享有這些權利。[10]由于身兼法律監督者和訴訟的發動者的雙重身份，檢察機關又是有組織、有國家財力保證的機構，必然使其在民事訴訟中占盡優勢，甚至享有某些訴訟特權。而對方當事人因被訴侵害國有資產而常常承受著巨大的輿論負擔；而且在訴訟中被告缺乏與檢察機關相對抗的基本手段，他們遠離法院，不可能像檢察機關那樣輕而易舉地獲取證據，更不可能到審判委員會上陳述自己的意見。這樣，“平等武裝”的原則自然而然地被破壞掉了。
其次，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的后果，可能為實體意義上的原告所不接受，如法院判決駁回了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或判決給付的財產數額過少而可能使真正的原告感到不滿等等。這樣就會給法院主持訴訟造成很多困難和混亂，如真正的原告可否再次起訴？如果可以由真正的原告起訴勢必構成“一事兩訴”與法理不通；如果不可以則與權利救濟的初衷相違背。此外，我們不能指望檢察機關提起的所有的民事訴訟都能夠勝訴，如果法院判決檢察機關代表的一方當事人敗訴或對方當事人提起反訴而確有理由的話，由誰承擔民事責任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
（二）法檢關系與民事訴訟平衡結構的維護
就我國的司法制度而言，法檢兩機關在事實上形成的司法共同體格局和過于親近的工作關系，易使檢察院的訴訟權利得以充分行使或易使對方當事人訴訟權利受制。訴訟權利平等原則要求法院在訴訟完結以前，完全撇開雙方是否“有理”，任何一方在裁判之前所主張的權利都是“擬制”性的，如果法官受到諸如“公益案件”的誤導就會犯先入為主的錯誤。但事實是：由于人們對于觸犯公共利益行為的普遍憎恨情緒，法官也會時常出于同情公眾而附和它，還可能因檢察機關身兼訴訟當事人和監督者的雙重身份而使得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更易獲得法院的認同，對于檢察機關起訴的案件，法院往往更“重視”、“謹慎”。因此，檢察機關以現在的身份起訴于訴訟公正的價值的實現弊大于利。即便是在西方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隨便地提起所謂的公益案件。在那里，提起民事訴訟顯然是犯忌的，只有對那些涉及公益和對特殊權利人予以保護的案件，他們才會謹慎地作出起訴的決定。
在現行的法律體制下，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混淆了當事人的訴訟實施權與國家干預訴訟權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產生、加劇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的角色與作為社會公益代表的角色多重性之間的矛盾；檢察機關介入民事訴訟所引發的角色模糊不清和不穩定性都制約了它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為；尤其是檢察機關在我國司法體制中長久以來形成的特殊地位與民事訴訟的特有結構也是格格不入的。民事訴訟特有的規律要求我們在立法上對檢察權重新定位，在檢察監督和介入民事訴訟兩者之間作出權衡和選擇，或者保留檢察監督權，仍然主檢察機關行使抗訴的權利；或者去除檢察監督權，自然而然地突出檢察機關提起或參與民事訴訟的正當性。在立法重新定位前，檢察院以起訴或參訴方式介入訴訟的試驗應當緩行。
注釋:
[1]譚世貴：《中國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1頁。謝鵬程：《論檢察權的性質》，《法學》200年第2期；龍宗智：《論檢察權的性質與檢察機關的改革》，《法學》1999年第10期。
[2]謝鵬程：《論檢察權的性質》，《法學》2000年第10期。
[3]陳瑞華：《程序正義論綱》，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
[4]佟志強：《民事公訴問題之我見》，《上海檢察調研》2002年第3期。
[5]M．安德列耶娃：《西方現代社會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頁。
[6]李祖軍、田毅平：《民事訴訟目的論綱》，《現代法學》1998年第5期。
[7]張鐸：《試論我國民事訴訟有限當事人處分主義》，《法學評論》1992年。
[8]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年版，第496頁。
[9]宋長春：《完善我國民事檢察制度的思考》，《上海檢察調研》2001年第8期。
[10]孫謙：《檢察理論研究綜述（1979—1989）》，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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