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洋 ]——(2003-7-16) / 已閱45818次
綁架撕票的，不負刑事責任。
筆者也認為，對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應做廣義的理解，即不管在任何場合，也
不管處于何種動機，只要實施上述犯罪行為，都要負刑事責任，而不能狹義的理解為只有
單純的實施上述犯罪的，才負刑事責任，從而得出在實施其他犯罪過程中實施上述犯罪行
為不負刑事責任的錯誤結論。對此，本人將理由論述如下。
一、 對“故意殺人”的分析和認定
故意殺人，狹義地理解即為刑法第232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其實除故意殺人罪以
外，以故意殺人為內容的犯罪在定罪方面還有兩類，一類是刑法條文特別規定而成立故意
殺人罪的轉化犯。如刑法第292條規定的聚眾斗歐罪，在一般情況下，已滿14周歲不滿
16周歲的人是不能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的。但是，如果在聚眾斗歐的過程中使用暴力致
人死亡的，就應依據刑法第232條的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此類犯罪對限制負刑事責任的
行為人定罪處罰，不存在異議。另一類是刑法條文特別規定而使故意殺人成為特定犯罪的
結果加重犯。如綁架罪，對于此罪，限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人要不要承擔刑事責任呢？讓
我們先看一則案例：范某（15歲），初中肄業后，整天在外游手好閑。一日，他與鐘某
商量，將鄰居田某家的兒子綁架，并向其家人勒索人民幣兩萬元，限其在兩日內將錢放至
村頭老槐樹下，否則將其兒子殺掉。因兩人沒有在限定時間內拿到贖金，他們便將其兒
子殘忍地殺害，并拋尸于野外，可見，這是一種情節極其惡劣的行為，依據刑法第239條
規定，在綁架過程中致人死亡的，以綁架罪從重處罰。若按通說理解：因為沒有規定已滿
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對綁架罪負刑事責任，所以他們就可以免于刑事處罰。如
果這樣的話，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將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我想，人民法院的招牌也同樣得
不到人民的保護了。因此，在不處罰就不能保護法益的情況下，應追究其刑事責任，這樣
一來，既維護了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又為受害人伸張了正義，同時也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
要求。
眾所周知，綁架罪是一種社會危害性極大的犯罪，但立法者并沒有將其納入限制負
刑事責任人的定罪范圍內，我認為這是立法的疏漏，既然這樣，我們應該在不違背罪行法
定原則的基礎上將漏洞盡可能的縮小。筆者認為，刑法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只表明國
家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普通綁架罪不予定罪處罰，但不能認為在綁架過程中
“撕票”的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事實上“撕票”是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的，
因此對于此行為必須給予限制負刑事責任人定罪處罰。但要明確的是，在綁架過程中，并
不是只要出現被綁架人死亡結果就要追究其刑事責任，應該分情況認定。如在綁架過程中，
因被綁架人神經高度緊張，而促使心臟病突發而死亡的。對于這種情形，我認為就不應給
予刑事處罰。對于綁架過程中，被綁架人自殺的情形，是否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學界意
見不一，本人認為，也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在綁架過程中殺害被綁架人，則必須承擔
刑事責任，因為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殺人的直接故意，且殺人行為與被綁架人的死亡之間
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定罪處罰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行為人
對綁架罪中的“撕票”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那么對此行為應定故意殺人罪，還是定綁架罪
呢？有人認為，把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在綁架后“撕票”的行為直接定為
故意殺人罪。本人對此不敢茍同，理由是：既然刑法第17條第2款未將“綁架”明列為
限制負刑事責任的罪種范圍，定綁架罪有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之嫌，那么定故意殺人罪也同
樣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盡管實質內容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在綁架過程
中撕票的情形同時觸犯了綁架罪和故意殺人罪，但就其表現形式而言，該情形所觸犯的罪
名不應是故意殺人罪，更準確的罪名應是綁架罪，由于該罪在立法條款中未明確規定，因
而在綁架犯罪中即使有故意殺人的行為的，也不能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否則，就違背了罪
形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鑒于此，以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行為人在綁架過程中“撕票”
的，應以綁架罪定罪處罰。
二、 對“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死亡”分析和認定
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951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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