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佳 ]——(2011-5-14) / 已閱7510次
法社會學語境下中國式民主積極性的困境 -
- ----基于文化和觀念
民主積極性主要體現在民主行動參與的積極性上。包括：從思想到行動宣傳民主，參與民主，鼓勵民主；引導別人參與民主，影響別人的行為，簡單講是責任心加上民主行動。歷史地考察，每一次民主運動往往離不開農民，農民的民主運動是在流民的號召下，通過爭取民主權利，反抗民主壓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抗爭，大多以失敗告終。民主運動觸動了百姓的底線，迎合了民眾的現實需求，才得以產生和發展。現如今，民主參與的積極性除了體現在通過基本的民主途徑爭取民主權利之外，更多的融合了體制外渠道，法外渠道。比如，上訪，網絡民主等等。在互聯網上，民主的熱情看似高漲，所謂的民主人士則更多的是虛擬世界的觀客，看客，心態往往夾帶一時激憤，放縱和泄憤的非理性因素。一旦脫離這個環境，除非涉及個人的重要利益，個體很難自省的主動或者號召大家參與公共權權利事務。以成立業委會為例，筆者曾考察過幾個小區，往往起初幾個人達成一項決議，當時熱情很高，第二天就很少有人過問，也就不再找什么組織，主管部門交涉了。揭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需要從我們的文化環境環境和觀念中找尋答案。
小農意識至今是，但不是決定一切中國問題的唯一原因。中國社會長期受農業文明影響，個人利益圈子化，社會責任感缺失，利益的爭取和社會事物的參與不僅取決于現實法治社會的公民責任感，還取決于個人的偏好權利體和自己的親疏遠近關系，等等，比如自己老板和父母交代的事情往往努力去做。熟人社會的禮教秩序是影響中國人民主行動的主觀參與惰性因素之一。
中國人凡事不愛出風頭，當面不急攻，隨大流的心理是影響因素之二。在這種心理下，大家凡事不做第一，不愿不敢做第一。在涉及大多數人的事物時，如果利益的得失與個體關系不夠強烈，比如不涉及重要的人身和財產利益，或者僅僅是間接地涉及小的利益時，大多持放任態度和搭便車心理。甚至把爭取公眾權利的行為解釋為出風頭，處理問題的幼稚化和簡單化。一旦有了第一個，第二個，人數達到一定優勢，又開始轉變策略，采取跟隨策略。這不但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易學之道，也是國人的文化觀念的反應，現實中的極端勢力壓制個體民主權利的個案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人的這種文化觀念。社會學認為，行為由社會角色期待決定，也就是說你的行為建立在認為社會要求你應該如何做的基礎之上。一貫的集體行動模式反映的就是這個理論。不同的環境下，個體產生不同的環境角色心理。比如，北京市很多交通路口行人違法很普遍，即使外國朋友來北京也都不遵守交通規則，因為他們覺得不守法反而不好意思。所以法制觀念和法律的完備乃至法制監督絕不是法的遵守和實施的根本原因，觀念和社會文化結構才是癥結所在。
不但是國家，包括地理環境的隔絕機制，社會背景和國家管制在內的整個文化環境塑造了國民的忍性，耐性和屈從性。這是民主積極性不高的又一影響因素。民主參與的渠道堵塞，社會民主組織的準入困難重重，極大的束縛了民主的積極性，傳統家家族觀念和等級秩序下，民眾自組織能力先天不足。國家對組織束縛得過死過嚴，致使組織后天畸形，要那么夾縫中生存，要么淪為強勢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面對非正當的強勢，很多人待遇斗爭，恐于斗爭，猶猶豫豫，畏手畏腳。社會社會尚未形成保障權利人敢于斗爭的體制和法律環境，不到萬不得已，妥協，擱置，時間往往成了解決一切的最有效藝術策略。
落筆至此，也就不難理解國人民主積極性不高的現實障礙了。體制不是借口，國家管理也不是擋箭牌，民主意識的提升，民主權利的的爭取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事關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利益，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和諧不僅是政府的事，更是每一個文化自覺的公民的責任。解決這一困境，不僅需要領導者的敏銳的洞察力，改革的魄力和信心。更取決于社會的信任，和合法爭取權利的行動，這迫切我們以提升個體自主性為突破，從思想到行動的大解放。我們可喜地看到，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全面的推進社會改革，盡管我們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政治體制的改革總會進行，只是時間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理解，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年輕一代的覺悟，責任心和愛國情懷給偉大的民族國家的民主化未來帶來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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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政法學院 e-mail-pjpj99@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