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9977次
“官當”雜議
熊利民
官當，封建社會中官吏犯罪可以官品抵罪的制度。它最早見于南北朝時期的《陳律》，有“三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余一年贖”的規定。唐律，則集官當之大成。凡官員犯徒罪、流罪的，均可以官品來抵罪。官品越高抵罪越多。一官不足當，可用另一官來補當，現任官不足當，可用歷任之官追當。仍不夠的，還可用免官、除名等來贖當。再有余罪的，就以錢來贖。總之，刑不上大夫。而且除名、丟官也只是暫時的，只要忠于皇上，過一段時間仍可重新做官。
史載武則天時期，酷吏來俊臣爬上四品御史中丞后，因受賄，被劾“下獄當死”，武后念其忠心，“得不誅，免為民”。后復職五品殿丞，又因貪贓被貶為八品同州參軍事，不久又得提拔，“暴縱自如”。按唐律，官吏受賄、貪贓是要重懲的，但官當網開一面，贓官暴吏自可為所欲為。正因為官當是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的法定特權，對皇帝和官僚有特殊保護作用，自隋唐起歷代統治階級都死抱住不放。直至清末法律制度改革，因時代潮流變了，官方刑法典才不得不忍痛割愛。當然，官當也不是毫無限制的。犯十惡大罪，斬無赦，這是萬萬不能官當的。而且，官當對封建國家機器來說，也是有利有弊，它常使朝綱混亂。有鑒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懲前代法度縱馳之弊，治亂世，用重刑，官當也暫時丟一邊去了。他創制的“庭杖法”，專治大臣。因戶部侍郞郭桓等人吞沒官糧，被處死的官吏達數百人。朱元璋的歷史功過自有公論，但他不搞官當，卻是值得稱道和今人借鑒的。
溫故而知新。官當作為一個封建特權法律制度，早已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于1954年就寫進了國家根本大法。解放初對張子善、劉青山特大貪污案的依法嚴懲，也曾令人鼓舞振奮。但由于封建意識的影響，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壞，使執法部門官當遺風猶存。現實生活中，類似官當的名堂還真不少。一些“公仆”犯了罪，因為有官，可以用來抵罪。有用行政職務抵的，有用黨內職務抵的，還有用黨籍、代表資格抵的。美其名曰，嚴肅處理。殊不知，行政、紀律處分與追究刑事責任性質完全不同。個別的甚至使個障眼法，這兒撤了職，換個地方繼續做官。這樣七抵八當，罰不當罪。信手拈來二則，以資佐證。(一)某縣外貿局長徇私舞弊，玩忽職守，使國家損失數十萬元，已構成玩忽職守罪，處理結果是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二)某省一廳局級干部因一再包庇犯罪的兒子，交待問題態度很差，最后是撤職，留黨察看一年。反問一句，一個老百姓包庇犯罪，無烏紗帽可摘，又是如何處理呢？難怪一索賄數萬元的某主任滿不在乎地對提審的人說：“什么時候放我出去，能不能快一點”。他是認定了大不了用烏紗帽抵一下就了結了。
官當遺風猶存，奧妙雖多，原因不外有三。其一，關系網在作怪。一些干部封建意識濃厚，人情、面子大于國法。由他們執掌一部分權力，人民是不放心的。其二，某些執法干部習慣于按領導人的意志辦案，不自覺地搞起官當，還以為是依法辦事。其三，某些宣傳輿論部門法律意識淡薄，有意無意的把一些官當氣味很濃的案件作為“嚴肅”查處的法制新聞報道，久而久之，人們也就不聞官當其惡了。當然，視官當為國粹的畢竟是極少數人。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是我們社會的主流。特別是近年來，黨中央下大力氣整頓機關作風，每年都要依法查處一批大案要案。那位要求早點放出去的某主任也被判刑，暫時出不去了。這說明，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搞官當不得人心，沒有市場。以權抵罪，以官當罪，姑息養奸，一旦激起公憤，遲早都要被繩之以法。
官當雖是遺風，其對法制建設的危害性不可小視。建設法治國家這個系統工程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仆能否與官當舊的法律傳統決裂。而官當延續千年，在短時間內要徹底摒棄決非易事。整頓干部作風，在一個時期重點抓一下，雖有必要，但非治本之舉，說不定將來氣候適宜，官當又會冒出來污染社會。
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健全民主和法制，讓一切權力在陽光下行使，堅決實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當才難有市場可以招遙。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 熊利民 21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