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亮 ]——(2010-9-28) / 已閱6982次
公民訴訟代理問題研究
劉 亮 欒桂平
公民訴訟代理，是指在我國的司法訴訟程序中，非法律職業的普通公民擔任訴訟當事人的代理人并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權利參與法庭訴訟的一種活動。
公民訴訟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的需要，主要表現在：
第一，法律制度上許可公民代理訴訟的存在源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內涵。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有權參與國家各項管理，公民參與訴訟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權利的表現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貫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國司法訴訟對于民眾參與的開放性，公民代理訴訟是其應有的題中之義。
第二，公民代理訴訟能夠基本滿足相對我國變革前簡單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需要。從建國以來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計劃經濟制度下，我國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經濟、政治關系都相應的明確和簡單，法律關系基本停留在傳統狀態，所涉的訴訟案件的領域十分狹窄，法律的專業化以及法律實踐人員的專業化都不是急迫的問題，從當時的實踐來看，公民作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夠適應當時訴訟的要求的。
第三，專業律師在質量和數量上仍不能滿足需求。律師制度經過建國前后的幾番沉浮，文革后律師制度恢復后的一段時期內從業人員相對較少，不能夠滿足訴訟實踐的需要，而訴訟事務的非專業狀況也使得訴訟參與人對于律師的需求沒有強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當事人的親朋鄰友，進行訴訟代理也比較方便，同時這種關系也有助于通過案件的審理起到教育周圍人群以及宣傳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訴訟代理的存在緩解了訴訟當事人對于訴訟幫助的需求矛盾。
盡管公民訴訟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隨著“我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各領域的變革，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越來越豐富，社會的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和復雜；司法訴訟模式完成了從超職權主義向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并重轉變；律師制度亦順應社會的需要逐步完善起來”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實上的變化，公民訴訟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實踐中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并引發了一些問題。首先是經濟利益驅動違法代理，實踐中冒充律師收取費用代理訴訟的黑律師、土律師大量出現。三大訴訟法對公民代理人的資格都有較寬的范圍，按照其規定，幾乎任何一個理智正常的個人都可以成為公民代理人，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師執業資格的人員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而向當事人收取報酬。前些年的實踐也反映了這樣一個問題：以代理訴訟為業的“黑律師”、“土律師”群體在全國各地出現。這些沒有律師執業資格的普通公民“挑詞架訟、胡亂收費、騙取錢財、干擾司法審判”，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司法部曾幾次發文明確只有律師事務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所才能向社會提供有償的訴訟代理服務，但由于實踐中缺少制度化的具體措施配套，相應的管理也沒有到位，使得以營利為目的的公民代理訴訟問題屢禁不止。其次是整體素質不高，不利于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社會生活的變化使得現代法律關系具有高度的復雜性，訴訟的進行則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專業人員或者很少實際接觸訴訟事務，因此其對于訴訟爭議的實體法律關系的認識以及對具體訴訟程序的把握與律師相比有著較大的差距，而這種差距在最后的訴訟結果產生上往往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從司法實踐中也可以發現，許多案件的敗訴方并不一定是在實體上沒有理由，其敗訴可能就是因為不合格的訴訟代理人沒有盡到職責。再次是分割了法律服務市場，使法律服務行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斷加劇。司法行政主管部門雖規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會提供有償的法律服務”，但由于該規定缺乏落實的具體舉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償法律服務破壞了法律服務市場嚴格準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務市場競爭的無序狀態。同時，由于公民擔任訴訟代理人時不必承擔任何管理費用和稅費，因此在實踐中除公民代理人進行收費代理外，出現了律師、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顧問按本行業收費標準收費而以公民個人名義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的情況，加劇了公民代理訴訟問題的復雜性和法律服務市場的不正當競爭狀態。
對于訴訟制度中是否需要設立公民代理這一問題，我國自建國以來的訴訟法律和司法實踐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但近幾年以來，對于公民代理訴訟是否有必要存在則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以下簡單介紹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觀點一；禁止，該觀點認為應禁止公民擔任訴訟代理人，此觀點是我國目前司法實務界較為贊同的意見之一。持此觀點者認為，法律服務特別是訴訟代理與當事人人身、財產、自由、民主等重要權利密切相關，其進行需要高度的專業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設急需要高質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參與訴訟代理勢必會降低法律服務的質量，加劇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從而影響當事人權益的實現和法治目的的實現，目前全國法律服務市場中公民代理問題層出不窮并嚴重影響整個法制結構的現實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意見明確提出應對訴訟（仲裁）代理實行律師業務壟斷。一些市場經濟特別發達國家在實踐中也持相應觀點。在該些國家，律師行業作為重要的中介機構已非常發達，各項社會制度較完善，其訴訟法律制度或實行強制律師代理，即當事人必須委托律師或由國家指定律師進行訴訟，或是明確訴訟業務由律師壟斷，即除當事人本人可以進行訴訟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訴訟，則委托的對象必須是律師。
觀點二；相對限制，持此觀點者認為，現行法律和司法實際狀況決定了公民代理訴訟在目前階段的存在，盡管如此，司法訴訟的特殊性決定了公民進入訴訟代理的領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對公民訴訟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參照相對限制公民訴訟代理國家的做法，具體區分哪些公民可以參與訴訟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夠進入的案件范圍、公民代理人的權利范圍和特別的行為方式，同時加強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門的審查和處罰，這對于解決目前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滿足法治對于訴訟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該觀點是目前各國的主流觀點，主張該觀點的各國的制度實踐也是將公民代理訴訟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由法律對參加訴訟的公民的資格予以明確，并對公民代理人可進入的訴訟類型予以限制。英國1974年律師法允許非律師代理他人進行訴訟，但其明確區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進入的訴訟程序，并規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規定只有律師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構成犯罪。日本刑訴法和民訴法都明確以律師訴訟代理為原則，但在簡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審理的案件中非律師經法院許可后亦可擔任訴訟代理人；德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在刑事訴訟中亦采相對限制觀點，其將訴訟代理人分為一般辯護人和特別辯護人，允許大學法學教員或法學家在經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辯護人。
觀點三；贊成，在我國，擁護、贊成并且認為公民訴訟代理不應受到限制的觀點仍有一定影響。他們認為，公民參與訴訟的廣度和深度是評價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程度的重要標準，人民司法的本質中即包含了這一內涵，普通公民根據他人委托成為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理所當然�，F代社會將訴訟的民主化作為訴訟制度先進與否的一個評判標準，這就要求司法制度給普通公民提供一個簡便、高效、低成本的訴訟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職業者代理訴訟外，法律應當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徑，公民訴訟代理的地位應當能夠與律師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對以上觀點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在于對訴訟代理制度中國家干預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問題認識的不同。對于我國未來相關制度的構建，我們必須對司法訴訟程序中包含的諸多基本價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簡便等價值的涵義和實現）和社會現狀的需求進一步地明確和把握，國家干預當事人的選擇權可以到哪種程度、司法訴訟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廣的范圍內體現等等，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筆者認為，從我國制度的實際情況出發，目前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公民訴訟代理有其存在的價值和需要，我們絕對不能脫離國家法制的現實，將公民代理問題絕對化。至于公民訴訟代理存在的范圍，確實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這一限制也只能在對法治的要求和民眾的愿望進行衡量之后，通過訴訟法的修訂進行安排。
筆者認為應采取相對限制的方式，公民代理只限于較近的親屬關系或具有公益性質的法律援助服務等范圍，并應有相應的立法予以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