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09-10-21) / 已閱8100次
法官個人的效用函數
龍城飛將
法官做事的原則，是個人效用的最大化。波斯納在《超越法律》一書中，首先提出法官的“效用函數”概念。效用，是經濟學的概念，指某一物品對人的有用性。效用可以分等級，可以比較大小，可以用正負數值表示對人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函數是從數量關系上對客觀事物之間互相聯系、互相依賴和互相制約的一種反映。它表示在某變化過程中有兩個變量，一個變量隨另一個變量的變化而變化。其中，主動變化的稱作自變量，被動變化的稱作應變量，這時就可以說，應變量是自變量的函數，兩者之間的變量關系稱作函數關系。波斯納把如下因素列入了法官效用函數關系當中：眾望（popularity）、威望（prestige）、公益、回避判決被撤銷、聲譽（reputation）、在政治選舉中的得票。 也許，在美國，司法腐敗不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所以波斯納沒有把法官私下得好處列入法官的效用函數。如果在中國，就得根據司法腐敗的現實對其效用函數進行修正了。定義好法官影響法官效用的因素，就可以列出一個非常簡單的、法官效用函數的模型。
U1=（tj，ti，I，R，O） （1）
U1是法官的效用，tj是法官每天用于審判的小時數，ti是他用于休閑的時間（在此界定為審判之外的一切活動，因此，tj＋ti＝24小時），I是收入（這里把它限定為法官的工資），R是聲譽，O代表除法官投票本身以外法官其他效用的來源――眾望、威望以及避免司法判決被撤銷等等。當 tj高于一定底限時，R、O以及特別是I可以假定不隨tj變化。如果一個法官什么都不干，他就會受到彈劾和被撤職，在這種情況下，I＝0。
我們假定一般法官都會安全地選擇在這一底限之上。根據這些假定，法官會在休閑和審判之間分配時間，因此他投入審判的最后一小時給他帶來的效用 會同他投入于休閑所帶來的效用一樣，因為，不然的話，他就可以通過重新配置時間，從不那么有價值的活動轉移到更有價值的活動上來，以此增加他的總體效用。
在存在司法腐敗的情況下，設H為風險，I1為腐敗的收益，U2為腐敗的實際收益或實際效用，則腐敗的效用函數模型為：
U2=（H，I1） （2）
聰明的法官會在腐敗的收益與風險之間尋找平衡點，以期從腐敗中得到效用。若走上了“吃完原告吃被告”之路，他就總是在“提供公正的判決”的理由下進行選擇。對他來說，他的最佳選擇就是，不要做事太過分，不要成為出頭鳥。只要能控制好這種選擇，他就是安全的，從而得到其期望的效用。
賀衛方教授的一段話，是對法官腐敗風險模型最好的解釋：“我們面臨的正是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大眾傳媒不斷地報道一些司法官員枉法裁判的事例，每曝光一個，被揭露的法官便要受到處理，從前曾有山東莒南縣的那個法院院長，日前又有廣西博白縣法院的刑庭庭長，都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媒體曝光之后，照例是上級馬上派出專門的工作組，調查，處理，其他法官紛紛表示吸取教訓，今后一定要嚴格執法云云。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促成司法腐敗的制度因素卻很少得到人們的重視，大家平常耳聞目睹的情況依然如故。電視臺和報紙不可能在全國每個法院和檢察院都派記者常年駐守，結果必然是，誰碰上了，誰倒霉；沒碰上的人，依舊逍遙自在，我行我素。”
實際上，新聞記者和新聞媒體也是“經濟人”，他們在對司法腐敗進行抨擊時，同樣擺脫不了其對經濟利益追求的底蘊，他們也受到“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一位法制報社的編輯部主任這樣對筆者講過：“我們要感謝司法腐敗的存在，沒有它們，就沒有我們的存在。司法腐敗愈烈，愈顯得我們有價值。這種說法，和電視連續劇《康熙大帝》中的吳三桂剿匪一樣，不可不剿，不可剿光。
在進行綜合考慮后，法官的總效用模型為：
U＝U1＋U2＝（tj，ti，I，R，O）＋（H，I1） （3）
時下，在中國的官場上流行著一句話：“保護自己”。蘊含其中的意義不說自明。法官作為行政官僚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能脫離這思潮的影響。不過，人們在奉行這一原則時并不是刻板的，而是有伸縮的。簡言之，有利則伸，有害則縮。所以，上面列出的法官的效用函數，是受到幾種自變量影響的變量，法官在處理任何一個案件時，一定是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權衡案件的審理結果和審理方式對自己的利弊影響而為。
1985年，基門伊等三人發表《法官最大化什么？》 一文，提出一個法官生產函數以檢驗波斯納的法官效用最大化假說。他們提出的函數包括用來說明影響法官的刺激結構從而影響法官產出的一組解釋變量，也包括給法官生產提供的補充性投入。他們根據美國47個州1980年的法院統計資料，運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了他們設定函數中的所有變量，得出如下結論：“給法官的報酬愈高，法官的產出愈高……如果給法官的報酬愈多，他們工作得愈多……法官追求的是金錢最大化” 。這就是說，法官和其他的理性人經濟人一樣，其行為也是受簡單的經濟動機支配的。法官的收入報酬水平和他所審判的案件數量之間存在一種同方向變化的。如果用一條曲線來表示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這條曲線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這就直接否定波斯納學說的非直接經濟因素的部分內容，但進一步強化了波斯納關于追求其物質利益的內容。
基門伊等人進一步認為，他們對法官行為的解釋是簡單的，并且是和標準的經濟分析一樣的。在每人經濟中，要素投入的報酬是由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決定，對于法官來說，他們的工資是由州議會的立法機構確定，不是由單個法官的生產量來確定。而且，測量法官的產出的價值是極其困難的，法官的工資可能是根據州的收入水平來確定，“既然法官沒有辦法就他們的工資進行討價還價，那么，他們只能調整其生產量，以便使他們可以觀察到的邊際產量等于其固定工資。換句話說，只有那些邊際產品等于其固定工資有潛力的法官才去競爭州一級最高法院的職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