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司法部發布了三個司法鑒定指導案例，其中“王惠醫療損害責任糾紛鑒定”（指導案例08號）涉及尸檢與司法鑒定之間關系的問題。該案例內容節選、編輯如下：

2009年10月19日早上，19歲的女生王惠（化名）用力大便時，突感上腹劇痛，到某大學附屬醫院急診住院。10月20日、21日經造影和CT檢查，診斷為膈疝（腹腔臟器通過隔開胸腔和腹腔的膈肌薄弱處擠進了胸腔），醫生建議手術治療。25日下午進行手術，術后王惠入住ICU, -直處于昏迷狀態，呼吸道吸出大量血紅色液體，血壓不穩，動脈血含氧不足，心電圖顯示心臟缺氧性損傷，胸腔持續引流出血性液體，10月26日15：50宣告死亡。家屬認為王惠死亡是醫院的錯誤治療行為導致的，要求追究醫院和手術醫生的責任，不僅拒付住院費、治療費，還要求巨額賠償。醫院認為不存在醫療過錯，更不應承擔賠償責任。雙方爭執不下，王惠家屬一紙訴狀把醫院告到了法院。

法院受理后，委托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一是就被告醫院對王惠的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進行鑒定。二是如果鑒定結果為醫方存在過錯，則需明確該過錯與王惠死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鑒定中心依法受理委托后，指派兩名具有法醫臨床鑒定資格，曾擔任臨床醫生的司法鑒定人主持鑒定，還邀請臨床醫學專家提供咨詢意見。司法鑒定機構召開了有法官、原告、被告、司法鑒定人、醫學專家參加的聽證會。鑒定人指出，因家屬不同意解剖，將依據病歷資料進行死因推斷并據此鑒定，同時告知了相關風險，雙方理解并簽字同意。鑒定人認真查閱病歷，依據醫療規范逐項審查醫療措施，召開有胸外科、內分泌科、麻醉科等臨床專科專家參加的案件研討會，會后請專家“背靠背”寫出意見。綜合各方意見，根據診療規范，鑒定人出具鑒定意見認為：第一，醫方對被鑒定人王惠的醫療行為遵守I臨床規范，未發現診療過程存在明顯過錯。第二，被鑒定人王惠死亡后果是其病情變化與轉歸的結果，與醫療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依據不足。

王惠家屬不同意鑒定意見，經法院同意，他們聘請了一位醫學專家出庭對鑒定意見進行質證。患方聘請的醫學專家提出，雖然醫院告知了手術風險，家屬也理解，但是告知風險不等于排除了風險，醫方應當承擔醫療錯誤責任。醫方人員認為，患者就診時未主動說明甲狀腺病史，醫生追問后才承認，此后多次會診，術前全院會診，多次告知病情及風險，已盡到詳盡告知義務，充分尊重了患者及家屬的知情權、選擇權。鑒定人再次發言指出，對甲減患者通常應當先補充甲狀腺激素，待功能恢復至基本正常水平再手術。但本例有兩個特殊之處：一是本案發生時國產甲狀腺激素只有口服劑，而被鑒定人當時顯然無法口服吸收；二是甲狀腺激素水平恢復較慢，一般需4至6周，而病情危急不允許拖延。如果不及時手術，被鑒定人將死于膈疝導致的心肺功能衰竭；如果手術，被鑒定人甲狀腺功能嚴重低下很可能引發嚴重的呼吸循環抑制，且此種情況一旦發生，在搶救上存在很大難度，加上膈疝影響心肺功能，極有可能引發呼吸心跳驟停，甚至死亡。總之，手術，風險巨大，但尚有一線生機；不手術，死亡同樣不可避免。醫方雖然減少了麻醉藥物用量，但仍無法避免王惠發生嚴重的心肺功能衰竭，最終死于肺水腫、休克。

最終法院采信鑒定意見，綜合全案情況，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未提起上訴。

綜上所述，從這個指導案例可以看出，在死者近親屬拒絕尸檢的情況下，司法鑒定機構仍可接受鑒定委托，對是否存在醫療過錯，以及醫療過錯與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原因力大小等問題進行鑒定。因死者近親屬不同意解剖，司法鑒定機構可依據病歷資料進行死因推斷并據此鑒定。該指導案例的案例意義部分指出：“醫療糾紛的鑒定需要占有盡可能全面的材料。對于死亡案例，如需確定死亡原因的，一般均應當進行尸體解剖與病理組織學檢驗。雖然在病歷資料完整的情況下，也可以進行死因分析，但分析結果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甚至無法徹底查清死因，影響鑒定。”

摘自《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條文釋義與法律適用》p181-183頁，中國法制出版，2018年10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根據新修訂的《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編寫，對《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全文進行逐條釋義，對條例適用的要點進行提示和詳解，并附相關案例解讀，涉及修訂背景、修訂重點及如何理解、具體適用等，并附條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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