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解讀


如果憲法文本對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沒有做出規定，同時又沒有概括性條款對未列舉權利予以確認，即可以認定此種憲法文本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存在較大缺陷，這種缺陷可能影響憲法解釋技術，也叮能影響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
我國八二憲法在繼承五四憲法的基礎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在結構上做出了重大調整，即將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置于國家機構之前，體現了制憲者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重視。2004年又通過憲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條中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一款，使得我國憲法首次確認國家對人權有尊重和保障的義務。但從文本比較的角度來觀察，我國憲法對人權的規定仍然存在缺陷，這顯然不符合我國人權保障的發展以及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主要體現在：第一，從憲法第二章的規定來看，對某些重要的公民基本權利沒有列舉，如生命權、接受免費普通教育的權利、隱私權、獲取信息的權利、不得強迫勞動的權利、辯護權、遷徙自由等等。在外吲憲法中這些多數屬于應當予以列舉的權利，但我國憲法卻并沒有做出規定。第二，從憲法第三十三條到第五十一條均采用列舉式授權的方式確認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并沒有概括性條款，即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以列舉的權利為限，導致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在學理上產生較大分歧，如遷徙自由，憲法沒有做出規定，但有關官方和學者將這種現象理解為遷徙自由的條件不具備，因此不做規定，這種解釋顯然與立憲主義憲法法理存在明顯的沖突。第三，第二章的標題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但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所以第二章應當以“人和公民的基本權利”作為標題更加合理，同時在具體的條文中可以將“人”作為權利主體來表述，除非此項權利只能由公民享有，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社會保障權等。
我國憲法對公民人身自由的列舉較為簡略，只有第j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此條規定即我國憲法的人身自由條款。在與其他國家的憲法文本進行比較后，這一條款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人身自由的主體是公民而不是所有的“人”，但人身自由的法律性質表明，它不僅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應當是人權。二是除本條規定外，沒有關于刑事司法基本原則的規定，因此人身自由不受刑事司法原則的保護。屬于公民人身自由范圍內的罪刑法定、無罪推定、一個犯罪行為不受兩次以上處罰、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沒有對自己本人和
夫妻或者近親屬舉證的義務等公認的刑事司法準則沒有被我國憲法所確認。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為適應人權保障的需要，通過修改刑法確立罪刑法定和無罪推定原則，然后經過對刑事訴訟法的兩次修改，逐步增加對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則的規定。例如，今年3月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對辯護權尤其是委托律師辯護做出明確規定：“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增加第j十六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問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將原第四卜三條改為第五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使這兩部法律在保障人身自由方面的規定更加完備，但依然有以下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一，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雖然以人權保障為目標，但并不能取代憲法對人權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價值，也不能取代憲法對限制國家權力的功能。雖然在中國特定的法制環境下，這些原則在一般法律上做出規定更加容易實施，但無憲法的明確規定，其人權功能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對一些重要的公認的刑事司法原則沒有做出規定，如禁止強迫近親屬做出對其不利證詞的義務、禁止強迫勞動等。由于沒有對刑事司法基本原則的列舉，國家機關在行使拘捕、搜查與扣押等權力對人身自由構成嚴重威脅時，在實體法的規定和程序上仍然非常寬松。使用強迫、威脅和侵犯人格的手段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的參與權往往難以有效保障。
第三，憲法第三十七條關于人身自由的規定比較簡單，而有關侵犯人身自由的刑事司法權和行政處罰權的規定散見于各種法律、法規之中，說明人身自由在我國憲法上的保障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處于觀念層面。事實證明僅僅以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不足以完善我國的人身自由保障體系，我國憲法文本的修改還任重道遠。


(編輯上官丕亮)


摘自：周永坤 主編 《東吳法學(2012年秋季卷)(總第2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