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律解釋學



　在充分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針對中國法律解釋的現實和需要,總結傳統中國法律解釋的經驗以及中國幾十年豐富的司法解釋實踐,來構建中國的法律解釋學。法律解釋學的發展,必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繁榮和發展

　　□王利明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事業蓬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先后頒布了《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等一系列基本的民商事法律。經過三十年的法制建設,我國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基本結束了當初“無法可依”的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可以說,我們在立法方面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經歷的道路。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入和立法工作的穩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事業的最后完成也指日可待。

　　科學的法律解釋是因應之策

　　然而,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之后,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大重要任務:一是如何使“紙面上的法律”變為“行動中的法律”;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法律的實際效果。這兩個問題都離不開科學的法律解釋,一方面,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法律解釋可以說是一個核心環節,這正如法諺所云:“法無解釋,不得適用”。只有完成解釋活動,才能夠將抽象的、普遍性的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個案之中。另一方面,社會關系紛繁蕪雜,尤其是當今社會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越來越頻繁和尖銳,立法者顯然無法對所有的具體法律關系提供一一對應的調整規范。

　　誠然,法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也并非要通過大規模的立法活動來完成。過多的法律可能會使得人們在規范選擇面前變得無所適從,法官的法律適用活動也變得異常困難。立法應當重點解決社會生活的主要矛盾,但顯然不是要去規范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在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律確定之后,通過一定的法律進行必要的配套,再輔之以法律的解釋,如此則可以解決社會生活的規范問題。立法并非多多益善的,繁雜但又不實用的法律,不僅將耗費大量的立法成本,也使得有些法律會形同虛設,影響法律的權威和對法律的信仰。

　　在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以后,當前和今后的法制建設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有效解釋和利用現有法律。在逐步完善立法的同時,輔以科學的法律解釋方法體系并加以合理運用,才能夠在保證現有立法被正確適用的同時,為調整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提供準確的法律依據。誠然,學界對于法律適用中法律解釋的重要性已有共識,但對于法律解釋方法在整個法制建設中的功能和意義,尚未進行廣泛而深入探討;尤其就法律解釋方法對法制建設的推動作用,缺乏系統性研究。就對社會的調整功能而言,與單純的立法相比較,法律解釋具有節約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用、維持法律穩定、保持法制安定等優勢。

　　法律解釋決定成文法的生命力

　　可以說,成文法的生命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法律解釋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解釋活動越發達,科學性越強,成文法的生命力就越長久,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規范效果就越明顯。法律解釋活動還可以有效地克服成文法的漏洞,彌補其不足,成為克服成文法剛性和僵化缺點的“潤滑劑”。因此,如果相關的解釋技術比較落后,成文法在遭遇挑戰之后的生命力就顯得十分脆弱,許多內容很快會暴露出其滯后性并最終被廢棄。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尚未最終建成,甚至許多領域還處于法律空白狀態,但在民事、刑事和行政等領域,相關的基本法律都已經頒行。這些法律還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全部效果,因此,在現階段,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法律解釋彌補現有法律體系的不足,消除現有法律之間的矛盾,使法律得到有效適用,最大限度地發揮立法的效用。這正是法律解釋在今天所應發揮的功能。因此,無論是立法者還是司法者,都應當高度重視法律解釋問題,法學研究也應當比以往更為重視法律解釋。這也是成文法國家法律發展史上的重要規律。

　　正如帕特森所言,“毋庸置疑,我們的時代是解釋的時代。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到藝術,有大量的數據顯示,解釋成為二十世紀后期最重要的研究主題。在法律中,‘向解釋學轉向’的重要性怎么評價也不過分。”我們也熱切期盼這樣一個“解釋學時代”在我國的出現。法學研究工作也應當充分把握這一趨勢,開展具有前瞻性的學術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對法律解釋學的關注。

　　加強對法律解釋方法的研究

　　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律解釋方法正是防止法官解釋和裁判活動的任意性、保障司法判決公正性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說到底就是要規范法官的解釋活動。這就要求法官在進行法律解釋時要秉持正確的解釋方法,并輔以充分的說理性論證。必須承認,目前有些裁判文書中的說理性論證并不充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缺乏方法論的自覺運用,實踐中沒有一套科學的解釋方法,導致法官針對法律文本的思維模式差異很大,對同一文本的理解相去甚遠。同案不同判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常有發生,更為極端的是,個別法官甚至“操兩可之說”隨意進行裁判。這些現象顯然都有損于法律的可預期性和法治的統一。

　　另一方面,有些法官動輒以法律效果不符合社會效果為由,簡單地對生效的法律規則作否定性評價,甚至完全撇開現行法,以追求所謂的“社會效果”,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從中國當下的情況來看,問題常常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法律解釋學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們需要大力加強對法律解釋方法的研究。以法律解釋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就是法律解釋學。這門科學早在羅馬法時代就已存在;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如今它在西方已經成為一門內容十分豐富的學科;而在我國,這門學科才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我們完全可以在充分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針對中國法律解釋的現實和需要,總結傳統中國法律解釋的經驗以及中國幾十年豐富的司法解釋實踐,來構建中國的法律解釋學。秉持“創造性轉換”的態度,我們就能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律解釋學。法律解釋學的發展,必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繁榮和發展。

　　(本文為《法律解釋學》序言)


摘自：王利明著 《法律解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