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規化vs規模化

　　在世界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的大背景之中，我國法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張還是引起了法學界的關注，并且，這種關注明顯地帶著自戀的“精英主義”烙印。中國法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張，確實存在諸多問題，如擴張速度過快，法學教育教授方式、教授內容落伍，甚至無法提供足以通過“司法考試”這座橫亙于法學教育圈與法律職業圈之間的橋梁的“法律人”①。是的，這種自我的警醒確實是必要的，也確實解釋了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對接關系的一個方面(只是一個方面)，揭示了司法考試等職業準人制度建立后法學教育圈內所存在的諸多取向性、技術性的不足。但是，這絕對不是、也絕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互動關系的建立時間，對于中國而言，對于中國實現教育大眾化的現代化建設背景而言，都只是一個“點”。正如星空中無數待現的繁星，如果“法學”是星盤之中的一顆星，并且是一顆重要的星，那么，就算它是可指引方向的“北極星”，它也仍然要服從宇宙星云變換的規則!如果追問這個終極的規則是什么，那么，我只能以宏大話語來回答：治、法治、法律人之治。②

故而，如果要考察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么，首先我們必須回復到2002年前后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的背景中去；回復到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微，職業準入越來越正規、越來越嚴格的社會正規化歷程中去，而絕不是僅把關注點停留在法律這個行業圈內。繼而，我們再把中國法學教育規模擴張、法律職業準人制度建立之后二者之間的關系放在這個背景中作為它的一個表征來分析：

把法學教育正規化與規模化放到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化、中國職業準人正規化的語境中來考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當前法學教育與法律服務需求的關系到底是一種怎樣情境中發生的互動，未來的趨勢應該如何。

過去幾年里，教育規模化、尤其是高等教育規模化對職業準人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化，各行各業都在經歷著中國的教育發展在轉型時期由于制度不配套所帶來的“陣痛”。一方面，需求單位需要自己去招收自己所需要的各種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學畢業后的“自主擇業”制度設計也使大學生不得不在后大學時代經歷一次可能更為殘酷的“脫繭”歷程。這種情形在1999年之后表征得尤為顯著，在這個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人才的需求方在“來不及”驚喜于今年“偶得才子”之后，就突然發現，這后續的“人才”隊伍已經排得很長，突然意識到過去的那套“不見其人，不聞其聲”的“經驗”人才判斷標準在今天突然失去了存續的理由。于是，在適應、不適應中，中國就業市場轉向了“供方市場”，越來越嚴格、越來越正規的行業準人制度伴隨著這個“高等教育”B益“大眾化”的過程，H益地細密起來!

對于法律職業領域，同樣也存在著這種正規化與規模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各種職業準人制度的設立，尤其是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產生，正是在這種高等教育規模化和行業準人正規化的背景之下，而不論你是否曾注意，或是否承認。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法學教育規模化的一個產物，用來檢驗法學教育的產品是否可以順利地走向法律職業市場，用以影響法學教育一定程度的未來走向，并且在實踐中必然要經歷與法學教育之間的互動并最終形成一種構建良好的制度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不僅僅是內向維度的，還必然要求外向地輻射到與之相配套的法律職業遴選體制。這種輻射的過程可能是緩慢的，但卻有著必然性，這是職業與教育規模之間緊張關系的一個必然產物，即教育規模化后，職業的張力反彈必然導致職業準入的正規化，盡管，過程中可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適。比如司法考試，作為法律職業遴選體制的一個環節，在當前中國語境中，它甚至成為實質的第一個環節。①2002年開始到今日，統一司法考試的實行也只有6年的時間，這種時間的短促性決定了司法考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正規法律職業準人的決定性環節。“一考定終身”的批評之聲也隨之漫起。②事實上，作為正規化道路上的一個制度設計，統一司法考試從誕生到形成運轉良好的制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關于其制度設計的諸多期待也都在情理之中，也是推動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法學教育、法律職業、乃至整個法治理想具體制度設計的重要環境。轉型時期的中國也許沒有、不能有“十年磨一劍”的耐心，但是，也絕不應該，更不能夠“隨隨便便”地變更、廢止本是用來推進中國法治進程的具體制度設計，因為，所有這些恰恰構成了“法治”這一宏大敘事的“具體形象”!這僅僅6年的時間，又如何能夠改變人們普遍的心理傳統造就的預期。

在法律職業的正規化道路上，伴隨著的是為之供給“充分主體”支撐的法學教育規模化。這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從經濟學上來考量，只有在有了充分的產品之后，市場也才會有充分的選擇權利。如果這個社會注定要進入消費社會，那么，作為社會一個分支的法現象也必然要經歷法律人“消費社會”的轉向。①而職業準人制度就是要對這個已經進入或將要進入“消費社會”的“消費品”進行把關。這個過程中，“法治秩序構建所依賴的法律人”必然經過具有“過濾器”作用的遴選機制，進入這個社會中為人所認同的“精英”隊伍。從而，隨著法官遴選制度設計的完善，這一制度的設計最終要和高等教育通過一系列的教育一實踐一教育互動制度設計銜接起來，從而最終保障精英法律職業的“精英性”②。

法律職業準入制度的正規化與法學教育規模化共存于同一時空之內，自然而然，那種“前后相瞻”的模式就會發生變遷：這是一個法學教育產品相對過剩的時代，這是一個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分層的時代。相對過剩的法學教育產品閑置在市場需求相對較大，或想象較大的空間內，使得二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顯得如此激烈。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基層法律服務市場的無序化、法律服務提供主體的多元化。正規化與規模化在兩個空間中的較量勝負并不一致：在高端法律服務市場，越來越多的法學院系畢業生的涌入，已經使得外資所都感到了一定的生存壓力；在高端法律需求旺盛的同一空間中，這種過剩表現的另一極端形式就是高端法學教育特定空間流向的低端化。也就是說，法學院培育的畢業生，在這個特定的、日益飽和的法律服務空間場域內，不得不走向他們本來并無希望、無預期、無認識的職業，賴以維持生存。這種特定空間之內的法學教育規模化與職業準人正規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又由于法學教產品跨空間的流動而變得更加突出。對當地市場的無視與自命不凡，使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成為新的“北漂”，在城市狹隘的空問中掙扎。在這個場域中，正規化對規模化的抵制是最強硬的，也是市場秩序的最好體現。

而在另外一個場域中，即低端法律服務場域，這個問題就發生了另外一種變形：地方化程度已經很高、平均一個地市級行政單位2．5個法學院系的教育主體設置③，竟然培育不出能夠進入本地法律職業市場的正規軍。而使得非正規法律服務主體不得不在這個市場上以一種非正規化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務。那么，在這里，法學教育規模化并沒有使得這個職業市場發生正規化，至少當前還沒有。對此，可以有多種理論解釋。而我的解釋是，法學教育規模化的定位過高，事實層面尚未及時反映或上升到主觀意識層面。這不僅僅是教育受眾的問題，也是教育授眾的問題。而教育授眾話語灌輸在這個“精英”意識形態的塑造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主導作用。

兩個場域的對比，兩個場域中法學教育規模化與法律職業準入正規化的不同象征，讓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個動態的時空跨度中，沒有誰是勝利者。

　　摘自：劉坤輪著《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銜接問題研究/法律科學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