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量刑情節的適用
《刑法》第312條規定，犯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因此，對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的犯罪人，必須判處罰金。
立法規定設置罰金刑是考慮到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不僅侵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而且同時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利。立法采取的是罰金刑的復合罰金制。復合罰金制即法定刑中罰金單科、并科、選科并存的情形。一般而言，復合罰金制以并科罰金為主。①在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的量刑情節適用中，問題集中在逆向數情節如何適用上。
逆向數情節是指并存的兩個以上情節中，既存在從寬情節又存在從嚴隋節的情形。比如說，對于行為人窩藏贓物，存在多個從重情節，同時存在多個從寬情節。對于逆向數情節，學界亦有稱為“情節逆向競合”者。②對于逆向數情節，理論界存在抵消法則，即在確定犯罪分子刑事責任時將從寬情節與從嚴情節相互抵消，既不從輕也不從重，等于將兩種量刑情節從量刑因素中撇開。③有學者提出異議說，抵消法因量刑情節并非完全等量，具有不科學性。主張平衡法者認為應首先根據基本犯罪事實與犯罪性質確定一個基本刑，然后利用情節對量刑進行裁判上的平衡。這種平衡過程是適用量刑情節對量刑進行優化的過程，表現為量刑情節的變量值在一定幅度內沿水平方向按照一定規律趨輕或趨重浮動的態勢。④我們認為，完全的抵消法采取模糊原則但并不合理，平衡法提出的趨輕趨重原則值得借鑒但失于操作性。需要指出的是，平衡法與抵消法都只考慮到從重原則與從輕原則的逆向競合，而未考慮到免除情形與減輕情形。鑒于此，有學者提出逆向數情節適用規則包括：(1)存在的從寬情節為必免情節，則應采取免除排除從重原則，對任何從重情節在所不問。(2)存在的從寬情節為必免情節，應采先減后重原則。即先按減輕情節將量刑幅度減至下格，再在下格法定刑幅度內考慮從重。(3)存在的從寬情節為只應從輕的情節，則應采取輕重折抵原則。折抵方法為首先假定不存在任何從輕、從重情節，只按基本情節決定應定刑；其次假定不存在任何從輕情節，而按從重情節決定可能宣告刑；再次假定不存在任何從重情節，而按從輕情節決定可能宣告刑；最后，再以可能的從重宣告刑與可能的從輕宣告刑相減，相減結果若為可能從重宣告刑重于可能從輕宣告刑，則折抵差為最終應從重分量，以應定刑加上從重余額即從重應宣告刑。相減結果若為可能從重宣告刑輕于可能從輕宣告刑，則折抵差為最終應從輕分量，以應定刑加上從輕余額即從輕應宣告刑。①我們認為，這一規則較為妥當地解決了逆向數情節的適用問題，應當在審判實務中加以貫徹。
(二)“親親相隱”在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中的量刑作用
“親親相隱”，又名同居相隱不為罪，來源于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考證了歷代法律中的親親相隱，認為其思想淵源是儒家思想倫理體系中的“子為父隱，父為子隱”觀念，政治淵源是“以孝治天下，寧可為孝而屈法”的政治理念。②以封建法律之集大成者唐律為例，親親相隱原則基本內容包括：(1)親親相隱范圍：其一，同居，即同財共居，不限籍之異同，雖無親屬關系者同此辦理；其二，大功以上親，各依本服而論；其三，外祖父母、外孫，但不及曾、玄；其四，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雖親而情重。上述四類人可以相互容忍犯罪行為，而不負刑事責任。(2)親親相隱內容：不僅可相互隱匿罪行，甚至可相互通風報信，令其隱匿逃亡。(3)親親相隱之禁止。律文規定：“若犯謀叛者，不用此律。”即親親相隱不適用于謀反、謀大逆、謀叛罪。③法律作社會經濟文化的反映，倫理是立法的基石。無論是從現代刑事立法的基本原理來看，還是從我國法律應有的傳承性觀之，現行刑事立法都沒有關注倫理對量刑的影響。司法實踐中，我們雖不贊成因倫理因素出入人罪，但不能忽視倫理因素對量刑的重要作用。
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常常是作為財產犯罪的連累犯出現。犯罪情形往往為同居親人所了解，如果不考慮親人出于倫理常情為犯罪人掩飾、隱瞞贓物及其收益的因素，恐非立法之原意。現代刑事立法既鼓勵“大義滅親”，同時也照顧“親親相隱”。因此，我們認為，行為人作為本犯之親屬實施掩飾、隱瞞贓物、贓物收益罪的，親屬身份應當作為量刑中的酌定從輕情節。至于親屬的范圍，宜以“近親屬”為限。如何確定“近親屬”的范圍，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2條的規定，還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2條第6項的規定加以確定?我們認為，從親親相隱來源于人身關系的角度出發，應根據前述《意見》確定，即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同財共居者，我們認為不宜作為酌定從輕情節。親親相隱的從輕幅度，我們認為，應綜合考察全部案情，尤其是親屬關系的遠近程度加以確定。
摘自：黃京平著《妨害證據犯罪新論》